就在查爾斯·惠特利出版其《公禱書的理性闡釋》的同一年——即1710年——威廉·尼科爾斯博士（1664–1712）出版了篇幅浩繁、文字繁富的《論公禱書之註解》（Comment on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此書長逾七百頁，並題獻於安妮女王。這部《註解》主要由《公禱書》正文構成，附以大量腳註及校勘評註，其註解的篇幅遠遠超過原文。此書在性質上可置於康伯與惠特利二人的作品之間：它學問淵博——甚至到了近乎賣弄學問的地步——但同時又是為教會中的私人靈修用途而設計，乃建立於《公禱書》的日課與禮儀之上。
威廉·尼科爾斯生於白金漢郡的唐寧頓，受教育於倫敦聖保羅學校。1680年，他註冊入讀牛津大學的抹大拉堂（Magdalen Hall），其後轉入瓦德漢學院（Wadham College），並於1683年畢業。1688年領受聖職後，他曾在數個堂區職位上服事，後於1707年成為奇切斯特主教座堂的法政會長。然而，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倫敦從事文字勞動，生活往往頗為清貧；而這一切最終集大成於其1710年的鉅著《論〈公禱書〉之註解》。這部作品大概耗損了他的健康，並且幾乎可以肯定促成了他於1712年的早逝。學問——或許還有虔敬——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除了這部使他最為人所知的《註解》之外，尼科爾斯也是一位多產作家，其著作包括《蘇西尼主義簡史》（Short History of Socinianism，1691）；而尤為重要的，則是其拉丁文論著《安立甘教會辯護》（Defensio Ecclesiae Anglicanae，1707–8）。其後他又將此書譯成英文，題為《為英格蘭教會之教義與紀律辯護》（A Defence of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於1715年在他身後出版。此書在外國及英格蘭本土的教會人士與學者之間，都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就我們此處所關心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則是他對《詩篇》的意譯作品，出版於1708年，旨在鼓勵教會中平信徒——以及與他同工的聖品人——的靈修生活。
尼科爾斯是一位學問極其淵博的人，而他的《註解》乃是為英格蘭教會中的學者、聖品人與平信徒禮拜者而寫。除了對《公禱書》日課與禮儀在古代與教父傳統中之淵源所作的詳細註釋之外，他還對置於該書卷首的伊利莎白時代《統一法令》（Act of Uniformity）作了完整評註；並且，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又仿照托馬斯·康伯的方式，進一步對若干禱文與信經作了意譯，以幫助安立甘平信徒在靈修中加深理解。關於這些意譯，C. J. 斯特蘭克斯在其《安立甘靈修》（Anglican Devotion，1961）一書中曾如此評論：
它們往往在原文之中讀出了比原有更多的意思；凡可能之處，總喜歡以兩個字來表達原來的一個字，並把思想鋪陳得極為冗長；然而，儘管如此，它們卻常常確能對原義提供真實的闡明。尤其是《亞他那修信經》，在尼科爾斯的意譯之下，對大多數人而言成了一份更容易理解的文獻。至於晨禱與晚禱中的那些意譯，他原是打算供私人靈修之用的。
尼科爾斯的高派教會立場處處可見——無論是在他對卡洛琳時代神學家的明顯推崇，對蘭斯洛特·安德魯斯主教與約翰·科辛主教著作的傾心，還是在他對清教徒神學家理查·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91）所謂「新奇拼湊的禮儀」之斥責中，都表露無遺；他認為那套禮儀「並無任何古代禮式可為其根據」。他這裡所指的，正是巴克斯特為取代《公禱書》而撰寫的那部《改革宗禮儀》（Reformed Liturgy）。
尼科爾斯在1710年所用的書名頁，即使以十七世紀的標準來看，也堪稱不同尋常。其全文如下：
《論〈公禱書〉及聖禮施行等事之註解》
並附
《大衛詩篇》，即《詩篇集》
內容包括：
全年主日及節期禮拜、書信與福音書之意譯；
並附各項禮規之註釋，敘述教會所遵守之一切節期與聖日；
以及教會曆中所載諸聖人生平與特別紀念之日；
又論我國《公禱書》之編纂者與校訂者；
論古代禮儀、經課、詩篇吟唱、教會曆等之用途；
論羅馬《日課經》與《彌撒經書》之缺失；
論定時祈禱、主日、節日；
論復活節週期、會堂、教堂、聖所、鐘、教會音樂、禮服；
論聖餐中所遵守之聚會與禮儀；
論洗禮禮規、教理講授者與慕道者；
並以充分闡釋英格蘭教會《要理問答》之方式，說明講授要理的方法；
又論堅振、代父母，以及代答式問話；
論婚約、儐相、婚姻障礙等；
論為病人所作之祈禱，以及與臥病者有關之其他古代習俗；
論赦罪、補贖、安葬等；
並附《詩篇全書》意譯，依《公禱書》譯文而成。
全書正文皆依照正式鈐印本校勘修訂；
《詩篇》部分並與《大聖經》譯文互相比勘。
書末另附安德魯斯主教、科辛主教等人之補充註釋。
尼科爾斯若說有什麼特點，那就是既雄心勃勃，又面面俱到。他的高派教會立場十分鮮明，但同時他始終是一位具牧養現實感的人。他推薦個別告解與赦罪，卻仍把自由留給個人。至於告解與赦罪，他認為乃是：
當人若不能以別樣方式使自己的良心得安靜時，這些事極宜付諸實行；然而是否要使用此一方法，仍完全聽憑各人自由。
尼科爾斯始終把敬拜者的屬靈生命放在心上；因此，他在《註解》的序言開頭，便強調他對《公禱書》日課所作意譯的目的，在於鼓勵平信徒以及聖品人培養個人的靈修生活。與此同時，他在學術上的關懷——即為《公禱書》確立其古代而普世的根源——也同樣十分明顯，這可見於他對教父文獻的大量論述，以及他在序言中對《公禱書》宗教改革前根基的回顧。這一回顧從英格蘭中世紀傳統講起，以索爾茲伯里的聖奧斯蒙德（約1080年）作為莎霖禮儀（Sarum rite）的起源。尼科爾斯在敘述《公禱書》歷史時，最後提到了1545年的《國王書》（King’s Primer）、克蘭麥於1544年編訂的總禱文，以及讓·加爾文與馬丁·布策對1552年《公禱書》修訂所產生的影響。
尼科爾斯似乎並不滿足於那部長達七百餘頁的《註解》，於是在1711年又接著出版了《〈公禱書〉註解補編》（Supplement to the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這部多少帶點離奇色彩的作品，同樣附有極其冗長的書名頁；其內容除了論述聖職品秩的歷史，以及「教宗至上權在歷代所造成之種種禍害」之外，竟還收入一些奇特而出人意表的討論，例如「航海術、戰船與海戰之起源及其發展」。更值得注意的是，尼科爾斯在下列文字中流露出其王黨傾向：
《火藥陰謀簡史》；並一篇論文，證明反抗、廢黜及弒殺君王之事，其最初根源乃出於教宗及其黨羽；此皆有違於聖經，亦有違於將近十二個世紀以來基督教作家一貫之教導。又論內戰、弒君與王政復辟，並附關於當前在位君主之若干簡短回憶。
尼科爾斯是一位性格複雜而又極具驅策力的人物，尤其在其人生後期，長期為貧困所困擾。他將自己那部關於《公禱書》的註解——兼具相當可觀的學術功力與牧養關懷——置於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與文化關懷脈絡之中。對他而言，教會的敬拜與屬靈生活，乃是一切人生與社會生活的真正核心。從他題獻給安妮女王的文字看來，他似乎對自己著作的成功頗有把握；而事實上，這部作品確如康伯的著作一般，廣為聖品人及教會中較具知識水平的平信徒所使用。他在那篇題獻文字中寫道：
我深感欣慰地發現，又有一個新的明證，足以表明我國禮儀至今仍蒙受何等非常之尊重；因我眼見此部我所出版之《註解》在問世時所獲之成功，乃我以為前此出版任何書籍時所未曾有者：即其全部印本，尚未面世以前，便已不是售罄，便是預訂一空。
照他的說法，這本書就認購情況而言可謂銷售一空。儘管如此，尼科爾斯的著作恐怕無論如何都算不上輕鬆易讀，使用起來也絕非特別便利。與尼科爾斯《註解》同年出版的查爾斯·惠特利《理性闡釋》，篇幅則短得多，也更平易近人；但與此同時，它也較為枯燥，且缺乏尼科爾斯那種牧養與靈修上的關懷。
然而，儘管尼科爾斯不喜羅馬教廷與教宗制所帶來的那些「禍害」，他在1701年卻仍出版了一部聖法蘭西斯·沙雷士《敬虔生活引導》（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的翻譯與改編本，並附有〈論羅馬教會靈修書籍之興起與發展〉一文。他的著作一直持續刊印至十九世紀，成為一個鮮明例證，顯示出數百年來伴隨《公禱書》研究與使用而來的，正是學術性的博雅學問與靈修性的專注關懷兩者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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