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甘教友相信什麼？」許多安立甘教友，無論是剛接觸安立甘傳統的新手，還是已經追隨多年的信徒，都在努力簡明而自信地回答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安立甘神學和教義的清晰度變得越來越模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日益增加的文化壓力、不斷增長的世俗主義，以及缺乏歷史、聖經和神學的嚴謹性。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人們對安立甘創立文獻（通常稱為「信條文獻」）的認識和忠誠度一直在下降。
一、什麼是信條文獻？
安立甘的信條文獻包括《三十九條信綱》、《公禱書》，以及《按立聖職禮文》（授予聖職的儀式）。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講道集》（the Books of Homilies）也具有這一功能。這些來自安立甘脫離羅馬公教會早期的文獻，主要出自坎特伯里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麥（Thomas Cranmer, 1489-1556）之手。它們的固有權威性可以與美國的建國文獻相提並論，後者在美國革命時期之後仍具有持續的權威性。這些文獻闡明了應當治理我們國家的信念和價值觀。它們不是我們應該超越的東西，而是我們應該活出來的標準。
安立甘的信條文獻在歷史上一直被以類似的方式理解。若未能如此，要回答上述問題就會變得更加主觀，甚至不可能。沒有錨，船就會漂流。我們在教會過去幾代人中反覆看到這種情況，太多人一直在疑惑：「安立甘信徒相信什麼？」信條文獻為教會的教義提供了凝聚力和清晰度。
二、三十九條信綱
《三十九條信綱》在1571年最終修訂之前經歷了數次迭代。這些信綱是關於關鍵神學要點的簡明陳述，將我們與耶穌歷史性的普世教會聯合起來，並展示我們對基本宗教改革原則的承諾。
例如，前五條信綱闡述了所有基督教會之間一致認同的主要要素，如聖三一、道成肉身和耶穌的復活。信綱的下一個也是最大的部分，處理那些促使安立甘從羅馬公教教會分離的改教觀點（亨利八世的離婚並非我們分離的主要原因）。第六條將聖經置於安立甘權威的最高位置，其中說道：
聖經包括一切得救必需的道；所以凡不記在聖經的，以及沒有聖經憑據的，都不當令人信奉，或視為得救必需的要道。
新教「唯獨信心」的教義作為我們稱義的基礎，見於第十一條：
我們在上帝之前得稱為義，只有藉着我們的信心，和我救主耶穌基督的功勞。不是靠自己的行為，或自己的功德。
雖然這些信綱簡明扼要，但它們清晰明確。它們具有認信（信仰告白）的性質，在撰寫時也有意如此。巴刻（J.I. Packer）指出：
「克蘭麥編纂信綱的首要目的，是要在當時的情況下建立必要的最低限度教義秩序，藉由確定安立甘的聖品人可接受的信仰界限來達成。」
數代英國的聖品人都被要求簽署認同這些信綱，它們是教會神學和自我理解的基礎。在《安立甘：改良的大公傳統》（Anglicanism: A Reformed Catholic Tradition）一書中，傑拉爾德·布雷（Gerald Bray）指出：「安立甘宗神學的總和可能多於這些信綱，但絕不少於此。」我們理解安立甘宗神學和教義的第一站應該是《三十九條信綱》。在那裡，我們能了解到教會對聖經權威、聖禮功能、教會本質、預定論，以及許多其他常見問題的信仰立場。
在安立甘北美教會的《基本宣言》中，安立甘北美教會如此表述：
「我們接受1571年的《三十九條宗教信綱》，以其字面及文法意義來理解，視其為安立甘總對當時某些備受爭議之教義問題的回應，並視其為闡明純正聖公宗信仰的基本原則。」
安立甘宗的首本《公禱書》於1549年面世，隨後在1552年、1559年、1604年和1662年經歷了數次修訂。每次修訂的整體走向，都反映出那些年間在英格蘭境內激烈進行的神學角力。當時問題的焦點不在於英國教會是否進行了宗教改革，而在於它是如何改革的。 1662年版《公禱書》成為了安立甘宗的標準公禱書（並在往後數世紀維持此地位），且被廣泛譽為《聖經》以外，最具詩意與影響力的基督教著作之一。
長久以來，《公禱書》一直被視為安立甘宗信仰與實踐的權威泉源——特別是1662年版本。儘管各教省經常編製因地制宜的禮文書以規範各自教會的崇拜，但在神學權威方面，1662年版《公禱書》依然是其準繩。作為2008年《耶路撒冷宣言》的簽署方，北美聖公會「尊奉1662年版《公禱書》為崇拜與禱告之真實且權威的標準」。
三、《公禱書》的脈絡
重要的是要銘記，《公禱書》並非獨立於安立甘的其他「信條文獻」而存在。《公禱書》乃是《信綱》與《講道集》所載神學在祈禱與禮儀表達上的具體實踐。其內容與焦點皆極具聖經基礎。若我們將《公禱書》視為獨立的神學來源，而脫離了那塑造並支撐其編纂的神學基礎，便會陷入誤區。
在《公禱書》中，我們尋得了規範安立甘信仰生活的各項禮儀。從日課（早晚禱）到聖餐禮，再到聖洗禮、堅信禮、婚配禮以及喪禮，這些禮儀不僅具有宣告性，更深具教導性。它們不僅宣告教會的信仰，更在教會經歷「教會年曆」的每個循環，或基督徒生命中的每個重要時刻給予指引。由於《公禱書》超過80%的內容皆源自聖經，我們可以清晰看見每一頁都彰顯著以聖經為中心的焦點與權威。
四、《按立聖職禮》（The Ordinal）
在《公禱書》的篇幅中，包含了按立會長的禮文，以及按立會吏與祝聖主教的禮儀 。這些禮儀統稱為《按立聖職禮》。雖然該禮文保留了會吏、會長、主教這三個歷史性的聖品階等，但它同時也改革了教會對這些聖職的理解。
這些聖職的焦點，被刻意地扎根於聖經之中，以此作為尋求領受聖品者在生活與侍奉上的標準。領受聖品者的首要職責，便是傳揚福音與抵擋異端。即使在克蘭麥於1550年所撰寫的首部《按立聖職禮文》中，我們也能看見一個刻意的轉向——遠離了過度僵化的階級觀念與過分強調聖禮的聖職觀。這是一項顯著的特徵，標誌著與當時羅馬天主教的決裂。
顯然，《按立聖職禮》對教會聖品人的期望，遠遠超越了僅僅主持禮儀。例如，在主教給予候選人的「訓勉」中，完全沒有提及會長在聖禮上的職能。這並不代表聖禮被忽視或貶抑，而是其地位被重新釐定。聖品人受召是要：
「作主的使者、守望者與管家；去教導並警戒，牧養並供應主的家。」
隨後，主教更指出會長（牧師）應當……
「……務要深思，你們當何等殷勤宣讀與學習聖經，並照著這聖經的準則，塑造你們自己，以及那些特別託付予你們牧養之人的品行。」
《按立聖職禮》確實論及了勤勉施行教會教義、聖禮與紀律的必要性。但這些皆扎根於對聖經權威的委身與順服，以避免重蹈宗教改革前盛行的越矩、濫用與迷信之覆轍。該禮文亦為聖公會信徒提供了一套途徑，使其能在不依附羅馬天主教會的情況下，選拔、培訓、按立並祝聖這些聖品人 ——這是聖公會與羅馬決裂後必須處理的一項重要課題。
在安立甘總確立脫離羅馬獨立後的最初幾年裡，必須向英格蘭民眾教導本教會的信仰。坎特伯里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麥於1547年著手編纂了一套包含12篇講章的文集（即《講道集》第一卷），旨在呈現一套系統神學，使聽道者能穩固地扎根於英格蘭宗教改革的教導之中。
由於早些年局勢反覆——教會在亨利八世與愛德華六世治下轉向新教，隨後在瑪麗女王治下又重返羅馬天主教，最終在1563年伊利沙伯女王（Elizabeth）治下才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教會成員對此感到困惑與迷失。許多聖品人在聖經與教義方面基本上未受過充分訓練。因此，英格蘭教會在伊利沙伯女王統治期間的1563年，發行了第二卷書（即《講道集》第二卷）。
五、《講道集》的內容
第一卷《講道集》包含五篇關於核心教義主題的講章，其餘的講章則論及基督徒生活的更廣泛議題。例如，《講道集》第一卷的首篇講章論及聖經，讓我們明瞭編纂者賦予聖經的優先地位。《講道集》接著探討罪、稱義、救恩與基督徒之愛等主題。《講道集》第二卷則論及有關教會事工與生活的廣泛議題，包括聖禮、施捨、禱告，以及反對貪食、偶像崇拜與懶惰的講章。
我們今日應當如何理解自身與《講道集》的關係？首要而言，我們應當將其視為對《三十九條信綱》的解釋、擴展與闡述。例如，《第九條信綱》在論及「原罪」時說道：
「……乃是亞當後裔的各國人性中所不能免除的一種隨生具有的瑕疵，和喪失。因此人已遠離原始正義，放他的個性傾向罪惡……」
關於這項極其核心之基督教教義的條文僅有一段。但若我們翻閱《講道集》第一卷，那篇〈論全人類之苦況〉的講章，便對該條文作出了更為全面的解釋。因此，《講道集》實為《信綱》中許多教義概念的擴充解釋。
傑拉爾德·布雷（Gerald Bray）指出：
「這些歷史性的信條文獻是由坎特伯里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麥所設計，旨在為英格蘭教會在其生活的三個基本領域——教義、敬虔與紀律——奠定堅實的根基。」
儘管安立甘宗廣闊而多元，它仍擁有自身的身份認同與神學。這裡有一片可供遊弋與探索的疆域，但同時也存在著界線；一旦越過，便是越界了。忽視這些信條文獻，就如同以掃愚妄地出賣其長子的名分。
六、風暴中的錨
信條文獻為飽受風浪的教會提供了急需的錨。正如提姆·帕特里克（Tim Patrick）所觀察到的，它們應當被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唯有將信條文獻視為一個精心籌備之文獻矩陣的一部分來一併看待時，方能被完全理解；每一份文獻皆旨在從不同陣線推進新教事業，且彼此協調一致。」
「安立甘宗教友相信什麼？」並非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然而，這需要我們重新熟悉安立甘的歷史及其神學根基。這或許需要我們放下某些個人傾向與受誤導的假設。我們擁有美麗而豐富的傳統。我們擁有一種傳揚福音的獨特方式，既豐富深邃，又不會顯得古怪孤高。許多現代人發現，安立甘之道是一條跟隨耶穌的迷人路徑。當他們問起：「安立甘教友相信什麼？」時，願我們都能預備妥當，給予一個扎實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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