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查爾斯·惠特利（Charles Wheatly）出版其《公禱書的理性闡釋》的同一年——1710年——威廉·尼科爾斯博士（Dr William Nicholls, 1664–1712）出版了他篇幅冗長、文字繁複的《關於公禱書的評論》。這本書超過700頁，題獻給安妮女王。此《評論》主要包含公禱書的文本，但附有大量註腳和考證，其篇幅遠超原文。這部作品應被視為介於康伯（Comber）與惠特利著作之間的類型，它學識淵博（甚至到了迂腐的程度），但同時又基於公禱書中的日課和禮儀，旨在供教會內的個人靈修使用。
威廉·尼科爾斯出生於白金漢郡的多寧頓（Donnington），在倫敦的聖保羅學校接受教育。他於1680年進入牛津大學的莫德林學堂，但隨後轉到瓦德漢學院，並於1683年畢業。1688年被按立為會長後，他曾在多個教區任職，後於1707年成為奇切斯特座堂的法政會長。然而，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倫敦從事文學勞作，生活常常貧困。其心血最終凝結成1710年出版的巨著《關於公禱書的評論》，為了著作此部作品很可能損害了他的健康，也幾乎可以肯定是導致他於1712年去世的原因之一。可見，學問——或許還有虔誠——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除了他最為人所知的《評論》外，尼科爾斯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其作品包括《索西奴主義簡史》（Short History of Socinianism, 1691），以及更為重要的拉丁文論著《為英國國教辯護》（Defensio Ecclesiae Anglicanae，1707–8）。他後來將後者翻譯成英文，即《為英格蘭教會的教義和紀律辯護》（A Defence of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於1715年在他去世後出版。這部著作在國外，以及英國的教牧人員和學者中引起了廣泛關注。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他於1708年出版的《詩篇釋義》，旨在鼓勵教會中的平信徒以及教牧同工的靈修生活。
尼科爾斯學識極為淵博，他的《評論》面向英格蘭教會的學者、聖品人員和平信徒。書中不僅對公禱書的日課與禮儀之古代及教父時期淵源做了詳盡註解，還對書前的伊麗莎白時代《教會統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進行了全面評述。或許最重要的是，他仿效托馬斯·康伯（Thomas Comber）的方式，對禱文和信經做了進一步的釋義，以幫助英國國教的平信徒在靈修時能更好地理解。關於這些釋義，C. J. 斯特蘭克斯（C. J. Stranks）在其著作《英國國教的靈修》（Anglican Devotion，1961）中寫道：
他們的釋義常常在文本中，讀出比原文更多的含義，盡可能用兩個詞來表達一個詞的意思，並將思緒鋪陳得極長。但儘管如此，它們常常能真正闡明其意。尤其是在尼科爾斯的釋義下，《亞他那修信經》對大多數人來說變成了一份更易理解的文件。他希望早禱和晚禱中的釋義能被用作個人靈修。
尼科爾斯的高派立場隨處可見——他對卡洛林王朝神學家、蘭斯洛特·安德魯斯主教（Bishop Lancelot Andrewes）和約翰·科辛主教（Bishop John Cosin）著作的尊崇是十分明顯的，以及他對清教徒神學家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91）所謂「新奇禮儀」的摒棄，稱其「沒有任何古代範式的依據」。他指的是巴克斯特為取代公禱書而編寫的「改革宗禮儀」。
尼科爾斯1710年版的扉頁，即便是以十七世紀的標準來看，也非同尋常。其內容如下：
對公禱書、聖禮施行等的評論
連同
詩篇或大衛的詩篇
作為
對全年主日及聖日崇拜之書信和福音的釋義：附有對所有禮規的註解，介紹了教會遵守的所有基督慶節和聖日；以及教會年曆中提到的聖徒生平與特殊日子；我們的公禱書的編纂者和修訂者；古代禮儀、經課、詩篇、教會年曆等的使用；羅馬日課和彌撒經書的缺陷；日課祈禱、主日、節日；復活節週期、會堂、教堂、聖壇、鐘、教會音樂、法衣；聖餐中的集會和儀式；洗禮的儀式、慕道班導師和慕道友；以及教理問答的方法，並對英格蘭教會的教理問答進行了全面闡釋；堅振禮、代父母和代答問；婚約、伴郎、婚姻障礙等；為病人祈禱及其他關於臨終者的古老習俗；赦罪、懺悔、安葬等。並附有根據公禱書譯本對整本詩篇的釋義。
全書文本均根據「蓋印本」（指的是1662年《公禱書》）進行比對和修訂；詩篇則與《大聖經》譯本進行了比對。
書末附有安德魯斯主教、科辛主教等的補充註釋。
尼科爾斯的雄心和周全可見一斑。他的高派立場清晰，但同時他也是一位務實的牧者。他推薦個人告解和求赦，卻也給予個人自由。他認為告解和赦罪是：
當人們無法以其他方式獲得良心平靜時，非常適宜付諸實踐的事情；但仍然讓他們自由決定是否使用這種方式。
尼科爾斯始終心繫敬拜者的屬靈生活，他在《評論》的序言中開篇便強調，他對公禱書日課的釋義，旨在鼓勵平信徒和聖品人員的個人靈修。同時，他對考證《公禱書》古老而普世的根源也抱有學術上的關切，這體現在他對教父文獻的廣泛論述，以及在序言中對《公禱書》在宗教改革前基礎的回顧。他從英國中世紀傳統中的索爾茲伯里主教聖奧斯蒙（St Osmond, 約1080）追溯莎霖禮（Sarum rite）的起源，並以1545年的《國王祈禱初階書》、1544年克蘭麥的《連禱文》，以及對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和馬丁·布塞爾（Martin Bucer）對1552年《公禱書》修訂的影響的討論，來結束他對公禱書歷史的敘述。
尼科爾斯不滿足於《評論》已超過700頁的篇幅，又在1711年出版了《公禱書評論補編》。這部作品有些奇特，扉頁同樣極其冗長。書中除了討論聖品體系的歷史以及「歷代以來教皇無上權力所帶來的禍害」外，還包含一些奇特甚至出人意料的論述，如「航海、戰船及海戰的起源與發展」。更重要的是，尼科爾斯在以下部分展現了他的保皇派傾向：
《火藥陰謀簡史》；以及一篇論證，證明反抗、廢黜和謀殺君主的行為，最早源於教皇及其追隨者，這違背了《聖經》和近一千二百年來基督徒作家一貫的教導。關於內戰、國王被殺和王政復辟，並附有一些關於當前統治時期的簡要回憶。
尼科爾斯是一個性格複雜、充滿幹勁的人物，其晚年生活尤其受到貧困的困擾。他將他對《公禱書》的評論——及其所有深厚的學識和牧養關懷——置於廣泛的歷史和文化關懷背景之中。對他而言，教會的敬拜和屬靈生活是所有生命和社會的核心。在他獻給安妮女王的獻詞中，他似乎對自己作品的成功充滿信心，而事實上，這部作品也像康伯的著作一樣，在神職人員和教會中較有學識的平信徒中被廣泛使用。他在獻詞中寫道：
我非常滿意地發現，我們的禮儀仍然受到非凡的重視；從我出版的這部評論的成功中，我看到了一件我認為在任何書籍出版中從未發生過的事情：那就是，在它問世之前，所有的印本都已被買下或預訂。
他聲稱，他的書就其訂閱者而言已經銷售一空。儘管如此，尼科爾斯的作品很難被視為易讀或特別方便使用。同年出版的查爾斯·惠特利的《理性闡釋》篇幅更短，更易上手，但同時也更為枯燥，缺乏尼科爾斯那樣的牧養和靈修關懷。儘管尼科爾斯厭惡教皇制和羅馬的「禍害」，但他還是在1701年出版了聖法蘭西斯·沙雷士（St Francis de Sales）的《靈修生活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的翻譯和改編本，並附有「關於羅馬教會靈修書籍興起與發展的論述」。他的作品一直被重印至十九世紀，體現了多個世紀以來伴隨《公禱書》研究和使用的學術知識與靈修關注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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