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與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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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進入十八世紀，遠離了十七世紀那動盪不安的宗教和政治變革與爭論時，《公禱書》評註的傳統，無論是學術性的還是靈修性的，都變得更加成熟，並且被廣泛使用，儘管本質上是延續了萊斯特蘭奇、斯帕羅、康伯等人的工作。例如，羅伯特·納爾遜（1656-1715）是一位在1691年後曾一度成為「拒誓派」的平信徒。他於1710年返回國教，但仍保留其對雅各賓派¹的同情。他的著作《英國國教慶節與齋戒指南》（A Companion for the Festivals and Fast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1704）一直被廣泛閱讀，直到1875年仍在重印。納爾遜還撰寫了一部關於聖餐的廣受歡迎的靈修著作，名為《常領聖祭之大責》（The Great Duty of Frequenting the Christian Sacrific, 1706）。

但毫無疑問，十八世紀初期最傑出且最廣為閱讀的《公禱書》註釋是查爾斯·惠特利所著的博學且時而略微倔強的《英國國教徒指南，或公禱書的和諧、卓越與實用性之理性詮釋》（The Church of England Man’s Companion, or, A Rational Illustration of the Harmony, Excellency, and Usefulness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710年）。此書成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標準著作，並在十九世紀早期深刻影響了牛津大學的查爾斯·勞埃德主教（Bishop Charles Lloyd）、威廉·帕默（William Palmer）以及後來的牛津運動《時代書冊》的作者們的工作。此書直到1890年仍印刷。我自己的藏本內頁上有愛德華·C·拉特克利夫（Edward C. Ratcliff，1896-1967）的簽名，他是劍橋大學著名的禮儀學家和神學教授。從他在文本上的大量標記可以看出，拉特克利夫顯然認真研讀過韋特利的著作。

查爾斯·惠特利於1686年出生於倫敦，先後就讀於莫昌特泰勒斯學校和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1707年當選為該學院的院士，1710年獲得學士學位（1713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中，惠特利是一位鄉村聖品人員，從1726年起擔任赫特福德郡布倫特和弗諾佩勒姆兩個教區會長。作為教會中活躍的辯論家，他捍衛尼西亞信經和亞他那修信經在正統信仰中的應用，並反對衛理公會的擴張。但他最為人所記住的主要著作是《公禱書的理性闡釋》（Rational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這部作品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出版了無數版本，僅在他有生之年就出版了六版。1858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由G. E. 科里（G. E. Corrie，1793-1885）作了大量注釋，他是劍橋大學耶穌學院院長兼諾里斯神學教授。惠特利擔任赫特福德郡布倫特和福諾佩勒姆的教區長（rector）16年。他於1742年在那裡去世。

惠特利在其關於《公禱書》的著作中，大量且公開地借鑒了上一世紀的學術成果，再次強調了《公禱書》那延續至中世紀的「原始」起源。在他的書的扉頁上，我們發現他對自己著作的如下說明：

「本書內容集結了斯帕羅主教（Bishop Sparrow）、萊斯特蘭奇先生（Mr. L’Estrange）、康伯博士（Dr. Comber）、尼科爾斯博士（Dr. Nicholls），以及所有其他針對同一主題的前代禮儀學者、注釋家或他人的所有實質性精華。」

他完全清楚自己寫作所處的傳承脈絡。但在惠特利的禮儀著作中，已經呈現出一種與十七世紀的前輩不同的新風格——較少關注教會的靈修生活，較少政治色彩，而更加嚴格地「學術化」。對惠特利而言，正確理解《公禱書》已成為教區長書房和圖書館中的學問。從他的著作廣受歡迎來看，惠特利似乎是在十七世紀的動盪之後，為新時代和新讀者群體而寫作，這些讀者可能較少關注政治，更多局限於聖品人員的書房，以及英國國教的教堂和座堂的圖書館中。（然而，原書名《英國國教徒指南》在後來的版本中被省略了。）

惠特利以對「國家預先編製的禮儀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辯護開始他的著作，並通過一系列經過精心論證的步驟，清晰地來建立這一點。從《公禱書》的猶太教和教父時期的起源出發，他接著簡要介紹了宗教改革前英國的崇拜歷史，並提及「現今的羅馬的《日課經》和《彌撒經》」，以及亨利八世時期帶來的變革。他的筆調簡潔、內容翔實且富於歷史性，系統性地從1549年推進到1662年。他的論點既不新穎，也不具原創性，而是著重強調英格蘭宗教改革期間禮儀的延續性而非變革。他提出以下觀點：

我們改革者的用意並非，事實上也不應該是，在教會中引入一種全新的崇拜形式，而是要糾正和修改原有的形式；並將那些逐漸滲入其中的嚴重腐敗清除乾淨；從而使神聖的崇拜更符合《聖經》，以及基督教最美好、最純粹時代的原始教會的教義和實踐。

此論點回溯至英國國教會的上一世紀，並前瞻性地指向下一世紀的牛津運動和《時代書冊》（Tracts for the Times）中的《公禱書》神學。回顧托馬斯·康伯的一些話語，惠特利確認並條列出安立甘宗《公禱書》的特殊優點，他認為這些優點如下：

1. 它內容廣泛、精確且無冒犯性。
2. 最睿智的人能藉此運用他們的知識，而無知的人也能帶著理解進行祈禱。
3. 毫無遺漏。
4. 它包含了我們在私下祈禱中所需的大部分內容。
5. 篇幅簡短，不會使真正的虔誠者感到疲憊。
6. 其教義純正且源自原始教會。
7. 它的儀式簡單且純淨無害。
8. 其語言富有深意且清晰明瞭。
9. 其詞彙與措辭源於《聖經》，或是來自基督教最初和最美好時代的表達方式。

簡而言之，《公禱書》內容廣泛且精簡，提供純正的教義和適當虔誠崇拜的基礎。

惠特利的《理性詮釋》中更具學術性與聖品人員導向的基調，首先體現在他頻繁引用約翰·約翰遜為聖品人員編寫的法律手冊《教士隨身指南；或，古今英國教會概述；聖品人員的職責與權利；及其特權與困境》（The Clergy-Man’s Vade Mecum: Or, An Account of the Antient and Present Church of England; The Duties and Rights of the Clergy; and of their Privileges and Hardships, 1706年）。相較於上個世紀的註釋，他的作品中引用了更多有關英格蘭教會中世紀禮儀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公禱書》語言的詞源學和語義學關注，預見了十九世紀聖品人員、學者們後來的興趣所在。惠特利顯然希望他的著作能被堂區的聖品人員閱讀和使用，這些聖品人員依靠英國國教的三大支柱——理性、聖經和傳統。因此，他謹慎地闡述了安立甘宗的聖餐教義和「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強調這與「截然不同」的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並清楚地表明「真實且本質的」（real and essential）這些詞彙，顯然應被理解為有別於「肉體臨在」（corporal presence）。

惠特利在他的著作中始終貫穿著一種對羅馬公教的不變敵意（他將其與英國國教顯然屬於一部分的大公教會區分開來），並在每一個機會點上將其與他對長老會的不認同聯繫在一起。舉例來說，針對將星期日作為慶祝日的習俗，他寫道：

羅馬公教以及其任何一部分，除了羅馬公教和帶有太多其「母體」特徵的蘇格蘭長老會之外，從未有在星期日允許「懺悔」或「齋戒」的做法，因因為主日被指定用於履行不同性質的職責。

在他對教會的討論中，惠特利容許自己對「羅馬教會的聖日」進行詳細描述，同時駁斥了其中的大部分，因為，如他所寫的，這些日子經常被發現是「虛構，並且荒誕的」，或者僅僅為了文化原因而保留，目的是為了「那些商人、手工藝者和其他習慣於紀念其主保聖人的人」。在向讀者提供此類信息時，有一種居高臨下、略顯疲憊的語氣。當他繼續敘述保留在《公禱書》教曆中的「羅馬教會的聖徒日」時，這種語氣尤為明顯：

但【我】必須首先告知讀者，不要認為我試圖將這些故事全都強加於他，並視為真理；而是要記住，我已經事先警告過，這些記載中的大部分將是虛構且荒誕的。因此，我想讀者會原諒我不必提供大量證據；因為即使我能為我所說的每件事提供證據，我也不能保證這些證據足夠令人信服。然而，我承諾不會憑空捏造任何內容，也不會寫下任何除了那些盲目的羅馬天主教徒迷信相信的東西。

惠特利是一個不拐彎抹角的人。

惠特利在關於聖餐的詳盡注釋（第290-381頁），始終明確表達了他對1549年《公禱書》的偏好，評論道1552年對「獻聖物文」（Prayer of Oblation）的重新排序使其「支離破碎，並且錯置」。他的評論開始時明確區分了聖餐禮與早禱，兩者「設計用於不同時間」，而非如十八世紀普遍情況那樣，在禮拜天的早晨將它們連在一起，實際上形成一個漫長的連續禮拜。此外，他提倡定期舉行聖餐禮，這在「教會最純潔的年代」曾是每日進行的，但如今「我們對於信仰的可恥忽視，使得效仿這一榜樣變得可望而不可及」。他簡短地提及教會古老的聖餐禮儀，這些禮儀必然是人為編寫的，因為「我們的救主似乎沒有親自規定任何特定的方法」。聖巴西流、金口聖約翰、聖安波羅修和聖格列高利的禮儀，這些禮儀又源自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和羅馬的古老禮儀——「這些都未被視為源自神聖」——「我們《公禱書》的卓越編纂者們」遵循教父時期實踐的範例，產生了1549年的禮儀，雖然他們：

他們並未將自己侷限於眼前的既有禮儀，而是從所有這些禮儀中萃取精華，編纂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套儀式：他們的這項工作確實展現了如此精準的判斷和令人愉悅的成功，以至於很難斷定他們究竟是更致力於提升信徒的虔誠，還是模仿純粹的古代傳統。

對惠特利而言，真正的安立甘宗的聖餐禮可在1549年的《公禱書》中找到，而1552年造成的損害，其元兇則是馬丁·布塞爾（Martin Bucer），他作為劍橋大學神學教授，直到1551年去世為止，正是因其所做的修訂，導致「我們禮儀中這個重要而主要的儀式，不幸遭受了巨大的變動」。

惠特利預示了十八世紀的主流文化，通常枯燥的邏輯和對理性的訴求中。對他而言，「羅馬教會」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欺騙。鑑於他們所信奉的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教義，

在羅馬天主教會中，聖品人員在祝聖（consecration）期間確實會一直站在祭壇前；這是為了阻止信眾親眼目睹他們在施展其所謂的奇蹟時的運作過程。

英國國教當然「不聲稱有此類奇蹟」在其聖餐禮中。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惠特利的語氣至少可以說是尖刻的，他從上個世紀的爭議中繼承了一種反普世合一主義的烈火，正如我們之後將看到的，這種態度或多或少地在英國國教會中，並且延續了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他的學術研究雖然全面，但並不原創，因此他的《公禱書的理性詮釋》在安立甘宗的禮儀著作中，一直都是標準的作品，並且維持了超過100年，並通過查爾斯·勞埃德主教在1823年的講座，以及從他那裡影響到威廉·帕爾默的著作，深刻地影響了牛津運動。

1. 雅各賓派（Jacobite）：是英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政治運動，主要目標是擁護被廢黜的國王詹姆斯二世及其繼承人（即斯圖亞特王朝）復辟，重奪英國王位。1688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推翻了信奉天主教的雅各二世。因他的宗教政策和專制傾向，被英國國會推翻。他的新教徒女兒瑪麗二世和女婿威廉三世被迎立為新的國王與女王。這場革命促使一部分人拒絕承認新君主，並忠於詹姆斯二世。拒誓派（Nonjuror），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指的是拒絕向新國王威廉三世和新女王瑪麗二世宣誓效忠的英國國教聖品人員和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