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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賓厄姆，《教會起源》或《基督教會的古物》（1708-22）與大衛·威爾金斯，《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宗教會議》（1737）
羅絲瑪麗·希爾在她關於古物收藏主義（一種對古代文本和文物有時近乎痴迷的收集）的著作《時間的見證》（2021）中，以一段關於「歷史」本質的評論開篇，這段評論為安立甘宗的《公禱書》確實是「大公的和使徒傳承的」這一重要且持久的主張提供了啟示，而這一主張既具有神學和教會學的意義，也具有歷史意義：
大概率確實是接受特定歷史敘述的一個理由，但僅僅是其中之一。我在這裡所提出的，我認為，證明了我們在任何特定時刻所擁有的歷史，就是我們想要的歷史。
在安立甘宗的《公禱書》評論者中看到約瑟夫·賓厄姆和大衛·威爾金斯的名字或許顯得有些奇怪。儘管他們都是受過聖職的安立甘宗的會長，但他們並沒有專門撰寫關於《公禱書》的著作，而是因為他們在考古研究和收集方面的不懈努力，而被人所銘記，分別在基督教早期歷史和從446年至1717年的英國教會大公會議歷史方面。這看起來很奇怪，直到人們想起十七世紀早期及更早的《公禱書》評論者們堅持不懈地關注一件事：確立英國國教的崇拜從使徒時代以來的連續性，經過早期教會和中世紀的禮儀，直到《公禱書》本身的時代——宣揚英國國教與自最早基督教時代以來的普世教會是連續的這一信念，英國宗教改革僅僅是一個糾正中世紀「天主教」錯誤的機會，在一個從基督時代直到現在連續不斷的活生生的崇拜傳統中。
十八世紀早期的考古學家如賓厄姆和威爾金斯基本上是「事實」和歷史物質遺留的非批判性收集者。他們與其說是歷史學家，不如說是「古物收藏家」，這一詞彙在十八世紀之後逐漸被賦予負面含義，儘管最近羅絲瑪麗·希爾的著作《時間的見證》已經為恢復其真正和合法的價值做了很多工作。確實，在十九世紀眾多安立甘宗禮儀學者、牧者和《公禱書》評論者的著作中，賓厄姆、威爾金斯、理查德·古夫（1735-1809）等人的名字反覆出現。約翰·亨利·紐曼《1824-1843年講道集》的現代編輯普拉西德·默里在其評論開頭寫道，紐曼「相當依賴約瑟夫·賓厄姆的《教會起源》」。紐曼並非唯一如此的人。這種依賴的原因在於賓厄姆在早期基督教領域的考古學工作滋養並證實了我們現在如此熟悉的教會願景——英國國教從基督時代至今的連續性，是體現在禮儀和崇拜，對於數百年來的安立甘宗的信徒而言，這連續性就體現在《公禱書》之中。
這一願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種浪漫主義，但這並未削弱其重要性，這一詞彙也許不應該被輕易否定。紐曼和十九世紀早期牛津運動的領導者們回顧浪漫主義詩人和作家尋求靈感，這並非偶然。在他的《為我的生命的辯護》（Apologia Pro Vita Sua, 1864年），紐曼首先提到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然後談到撒母耳·泰勒·柯勒律治、羅伯特·索西和威廉·華茲華斯作為早期靈感來源，認為這些作家對讀者產生影響是通過「激發他們的求知欲，滋養他們的希望，向他們展現那些一旦看見就難以忘懷的幻象」。十八世紀的考古學家提供了大量歷史材料來滋養了禮儀傳統連續性，這與滋養十九世紀英國國教願景的浪漫主義頗為相似，無論是在禮儀的文字中，還是英國哥特式教堂的石頭中，都體現了對一種「無法企及的理想」的渴望，但這種理想卻在《公禱書》的公共崇拜中得以維持——英國國教是古老的和使徒傳承的，其崇拜是大公的。
約瑟夫·賓厄姆會長在世時並未獲得太多成功，無論是作為學者還是聖品人員。他一生都在為微薄的薪俸和龐大的家庭苦苦掙扎。在某種程度上，這只能怪他自己。在牛津大學學院成功完成本科學業後，他開始了作為學院研究員的前景光明的生活，直到1695年10月，他就三位一體主題發表了一篇有些激進的講道，導致他被指責為異端和亞流派信徒。他因此辭去了大學研究員職位，開始了終生與貧困抗爭的生活，未能從溫徹斯特附近海德本沃西的卑微教區獲得晉升。他的性格確實對他沒有幫助。他似乎習慣於爭辯，而他的寫作流露出一個因失敗而怨恨之人的氣息，正如在他所認為的，是教會對他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勇敢地勞作，並撰寫了他那部非凡的《教會起源》（Origines Ecclesiasticae），在14年間出版了十卷。賓厄姆表明他的目標是：
按照他人對希臘、羅馬和猶太古物所做的那樣，提供一份有條理地記述基督教會的古物，將教會的古老習俗、用法和實踐歸納在特定的適當標題下，使讀者能夠一目了然地了解基督徒在四五個世紀以來的任何特定用法或習俗。
《教會起源》是一項非凡的成就，這部巨著一直被閱讀並重印，直到十九世紀。我手頭的版本是出版於1834年，在首次出版後超過100年，此處印刷的不是十卷而是八卷，由賓厄姆的孫子理查德·賓厄姆修訂和編輯，他也是一位聖品人員和奇切斯特大教堂的法政會長。理查德享受著祖父的勞作所帶來的身後成功，在教會中的地位也比祖父好得多。《教會起源》引用了原始教父的文獻資料，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被用於無數安立甘宗的禮儀著作和《公禱書》評論中，通過對早期教會、其神學和禮儀的精心重建和研究描述，支持了崇拜連續性的願景。
讓我們以理查德·賓厄姆十九世紀版本中的第7卷《教會起源》為例進行說明。該卷以作者對其當時的教區主教，溫徹斯特主教查爾斯·特里姆內爾（Charles Trimnell）的獻詞開始。在此，賓厄姆明確表示他的目的是為英國國教服務，教育那些已經偏離的其他新教派教徒，以促成「與英國國教更為緊密的聯合」。賓厄姆冗長的前言，最初是為第一版的第9和第10卷所寫，它幾乎只是對某位「A·布萊克莫爾」的抨擊，此人似乎在1722年出版了一部名為《原始教會知識》（Ecclesiae Primitivae Notitia）的兩卷本著作——一本基督教古物的概要。賓厄姆在他的「作者前言」中繼續敘述：
我坦白說，起初我被書名和題獻詞時感到非常驚訝，以為這是某部新作品，在我花了二十年艱辛勞動為教會編纂我的《教會起源》之後，竟能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要麼糾正我的錯誤，要麼彌補我的不足。但當我翻閱序言和略讀這本書時，我發現它只不過是抄襲了我的《教會起源》部分內容，打著提要的名號，儘管在扉頁上並未提及這一點。這似乎是那位先生和與他串通的十家書商的伎倆，意圖使我的書變得無用，而他自己的書因為包含了我所說的一切，甚至更多，並且價格更低，從而顯得更有價值。
這是一個熟悉的抄襲故事，賓厄姆在其序言中用了約50頁的篇幅，十分詳細拆解了這位誹謗者的著作。這或許是徒勞的努力，因為當賓厄姆認真開始他的正式任務時，他的寫作變得清晰，而他的學識，雖然帶有當時的特色，卻是十分淵博的。簡要概述第七卷，賓厄姆從聖經時代開始回顧教會的重大節日，首先是主日。然後他接著繼續介紹聖誕節、主顯節、復活節（逾越節）、五旬節（聖靈降臨節）以及使徒和殉道者的節日。最後，他用很長的篇幅專門論述了大齋期的歷史。
賓厄姆關於復活節的章節是其學術水平的典型體現。他的散文令人驚訝地易於閱讀，他帶領我們了解「巴斯掛」（逾越，pascha）一詞的含義、復活節的神學意義，以及早期教會復活節禮儀的證據。他對從優西比烏斯等古代文獻是一位細心的閱讀者，他的風格是描述性的而非論辯性的。他的敘述一直延伸到四世紀晚期的金口聖約翰和尼撒的聖格列高利（St Gregory of Nyssa）。這是一座關於早期教會禮儀實踐的普遍可靠信息寶庫。
對英國禮儀史學家而言，一種非常不同形式的歷史和神學資源是大衛·威爾金斯的著作，他是《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宗教會議》（Concilia Magnae Britanniae et Hiberniae, 1737）四卷本的作者，雖然編輯可能是更準確的稱呼，而且書名頁上並未出現他的名字。這是一部龐大的文獻和書信集，內容涉及從446年至1717年的英國教會的會議和宗教事務。威爾金斯出生於立陶宛，父母是普魯士人，他的原名是威爾克（Wilke），後來英國化為威爾金斯。關於他早期的教育知之甚少，但到了1707年，我們發現他在牛津的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學習，對眾多古代和閃族語言有廣泛，但不太準確的知識。他早期作品的接受度明顯參差不齊，儘管牛津大學在1712年拒絕授予他文學碩士學位，但僅五年後，劍橋大學就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成為安立甘宗的聖品人員後，威爾金斯在1715年被任命為蘭貝思宮的圖書館（Lambeth Palace Library）館長，對該圖書館收藏手稿的編目工作貢獻良多，儘管在此過程中樹敵不少。政治家愛德華·哈利爵士（Edward Harley）形容他為「一個十足的惡棍」，而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托馬斯·赫恩（Thomas Hearne）則稱他為「一個虛榮、野心勃勃、判斷力差但工作勤奮的人」。儘管遭受這些貶低，威爾金斯仍然蓬勃發展，作為聖公會神職人員，他獲得了一些提拔，1721年成為坎特伯雷教堂的法政會長，1724年成為薩福克的會吏總（副主教，Archdeacon）。與肯特郡利茲城堡的費爾法克斯勳爵的女兒結婚，獲得了一大筆豐厚的嫁妝。他為自己掙得了一片天地。
儘管他過著這種頗為混亂的生活，並且在學術上公認是粗心的，約翰·威爾金斯還是在我們關於《公禱書》的敘述中贏得了一席之地。《牛津國家傳記詞典》（The ODNB）用這些話總結了他的工作：他主要是一名抄寫員和彙編者，常常缺乏徹底性和辨別力。」而他作為抄寫者和編纂者在《大不列顛宗教會議》中的成就是相當可觀的。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的著作，在此我將簡要介紹第四卷，其中收錄了1546年至1717年間教會會議的文獻，這段時期正是《公禱書》誕生並在1662年定型的時期。文獻以英語和拉丁語兩種語言呈現，它們在出版時沒有附帶評論，但索引編排得十分精細。前兩份文獻分別來自「坎特伯雷教省大公會議」（Synodus provincialis Cantuar）和「約克教省大公會議」（Synodus provincialis Eboracensis）。第一份（坎特伯雷）是「國王頒布的在安·阿斯丘（Ann Askew）死後廢除英文書籍的公告」（1546年7月），第二份是「最優秀的愛德華六世王子……給所有他鍾愛的臣民，無論是聖品人員還是平信徒的指令」。按照時間順序閱讀這些文獻，能夠為我們提供關於十六、十七世紀安立甘宗的禮儀和《公禱書》發展的戲劇性，並且第一手的見解。
舉例來說，全文刊載的第一批文獻之一是愛德華六世的皇家公告和1547年英文版「聖餐規程」(Order of the Communion)的文本。其引言如下：
鑑於在我們最近於西敏舉行的最高議會中，我們與在座的聖品人員、貴族以及在場所有議員的同意，出於至高的虔誠並遵照基督神聖的教導，，特此頒布法令：從今以後，我們救主基督身體與寶血的至聖聖禮，從此以後應當以兩種形式，也就是餅和酒（除非必要情況另有要求）普遍地分發並施予我們英格蘭和愛爾蘭王國及其他領地內的所有人，以免任何人臆想並自行設計各種不同的方式來使用這至聖的合一聖禮，從而可能產生任何不得體和不敬虔的分歧。
接下來是「聖餐規程」的全文，預示了1549年的《公禱書》。愛德華在其「最親愛的叔父薩默塞特公爵，我們之人身的監護者，以及我們所有領土的保護者」的建議下，頒布了這份「公告」和禮儀文本。
接著來到1550年，威爾金斯引用彼得·海林（Peter Heylyn）1661年的《宗教改革史》（Ecclesia restaurata）作為資料的來源，刊載了議會向里德利主教（Bishop Ridley）發出的命令，要求用聖餐桌（tables）取代祭壇（altars）。為了「維持我們王國的共同安寧」，里德利主教被命令拆除倫敦教區的祭壇，「並在每個這樣的教堂或小堂的聖職席（chancel）內選擇合適的位置設置一張桌子，用於施行神聖的聖餐禮」。值得注意的是，「祭壇」（altar）一詞在1549年的聖餐禮中使用，但在1552年則被「主的桌子」（the Lord’s Table）所取代。
最後，威爾金斯利用主教托馬斯·坦納（1674-1735）的大量文獻——坦納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古物學家和作家——刊載了關於1661年薩沃伊會議（Savoy Conference）的詳細記述，該會議是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召開，目的是審查《公禱書》。文件包含了與會者的詳細名單，包括主教、長老會神學家和評審員，他們聚集在一起「就上述《公禱書》提供建議並進行審查，將其與教會在最原始和最純潔時期使用的最古老禮儀進行比較」。關於會議無果而終的情況，在呈交給國王的一致報告中有簡要記述：
教會的福祉、團結與和平，以及陛下的滿意是他們的共同目標；但在實現的方法上，他們無法達成任何共識。
賓厄姆和威爾金斯等考古學家的著作，雖然不總是準確無誤，卻為《公禱書》評論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而後者才是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為闡明禮儀連續性的願景提供了歷史細節，這一連續性可追溯至教會「最原始和最純粹的時期」，經過中世紀，並貫穿《公禱書》從1549年到1662年最終定型的前一百年。英國國教作為大公與使徒性的教會，，在某些方面是一個浪漫的願景，但它是一個重要的願景，並因其充分的理由而延續了數個世紀。就其教會學性質而言，它非常接近羅斯瑪麗·希爾所描述的「對歷史的重新構想，即歷史是一種連續體，在這種連續體中，一代人不僅僅在進步的前進道路上取代另一代人，而是形成一條鏈條中的環節」。對於宗教改革後的英國國教而言，這條鏈條的錨點正是《公禱書》。
隨著十九世紀學術的發展，尤其是禮儀學術的發展，正如我們將在帕爾默（Palmer）、馬斯凱爾（Maskell）等人的著作中看到的，賓厄姆和威爾金斯等考古學家的著作並非總是評價甚高，儘管他們的作品仍繼續被廣泛使用和引用。在這些學者中，我們還可以提到理查德·戈夫（Richard Gough，1735-1809）及其《英國地誌軼聞》（Anecdotes of British Topography）第二卷（1768年，新版於1780年），該著作對莎霖禮儀的使用、書籍和中世紀禮儀實踐提供了相當詳細的資料。後來的中世紀禮儀學者，脾氣暴躁的威廉·馬斯克爾，我們稍後將更詳細地介紹他，完全不屑於戈夫的粗心大意，抱怨他犯下「極其嚴重的錯誤」。後世學者往往有批評前人錯誤或天真的習慣。但是，賓厄姆、威爾金斯、戈夫，甚至那位有些業餘的托馬斯·弗羅格納爾·迪布丁（Thomas Frognall Dibdin，1776-1847）和他那略顯奇想的《書誌學十日談》或《關於彩繪手稿的十日愉悅談》（1817），都在1549年以來《公禱書》評論史及其在十六世紀中葉之前英國教會更長歷史中的地位方面發揮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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