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以歡呼聲擺脫了英格蘭共和時期的怨恨和暴力，擺脫了長老會和獨立派的精神專制（後者推翻了前者），擺脫了由此造成的混亂和褻瀆，迎來了教會和君主的復辟，以及自由議會制度的重建。1660年為國教徒帶來了良心自由——但可惜的是，他們很快就通過剝奪非國教徒的自由來報復。對《公禱書》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於在1660年結束之前，舊版祈禱書就印刷了五版。
然而，自1604年以來《公禱書》尚未經過修訂，許多人至少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需要一次新的修訂。這是國家兩黨唯一達成一致的問題，正如薩伏依會議很快就會顯示的那樣。但首先，當查理二世仍在荷蘭時，一群長老會神學家隨同議會代表團前往海牙迎接查理回國（1660年5月10日），並要求由於《公禱書》已長期停用，國王登陸時不應使用它。他們還要求他的隨從牧師停止使用白色法衣。國王以其一貫的機智回答說，當別人享有如此多的寬容時，他不會約束自己。但在他回國後，清教徒繼續施壓，要求將《公禱書》改造得像改革宗教會的禮儀。當時還有九位主教在世；他們做出了絕佳的回應，稱「我們雙方的形式越接近古希臘和拉丁教會的禮儀，就越不容易受到共同敵人的反對。」國王於1660年10月25日發布了一項宣言，承諾舉行會議，同時允許暫時的自由。
1661年4月15日，薩伏依會議召開：會議由十二位主教（包括達勒姆的約翰·科辛、林肯的羅伯特·桑德森和倫敦的吉爾伯特·謝爾登）以及九位助理（包括著名的《信經闡釋》一書的作者，後來成為切斯特主教的約翰·皮爾森）、彼得·海林、彼得·岡寧、安東尼·斯帕羅和赫伯特·索恩代克）組成一方；另一方則由十二位長老會神學家（包括《聖徒永恆安息》<此書有翻譯為中文，三聯書店出版>一書的作者理查德·巴克斯特和埃德蒙·卡拉米）以及九位助理組成。
我們在此沒有空間重印教会一些职员和圣品人對《公禱書》的「異議」，或是「主教們對異議的回覆」：這些內容可在E. 卡德威爾的《會議歷史》（E. Cardwell’s History of Conferences）中找到，並在《普羅克特和弗雷爾》（Procter and Frere）中得到很好的概述。但它們為17世紀《公禱書》的重大爭議、其原則以及反對者的立場提供了如此寶貴的洞見，以至於讀者會很樂意看到一些更重要的異議，以及主教們的回覆，這些回覆在此被濃縮並以斜體印刷。
有一點立即凸顯出來——米爾頓那句警句的真實性，即長老會牧師不過是舊時神父的放大版。一些「異議」確實是教士專制的放大：例如，清教徒希望賦予牧師拒絕為孩子施洗的權力，如果他認為孩子的父母是異端或惡名昭著的罪人。我們應該感謝主教們回覆：“我們認為這是非常苛刻和不仁慈的，而且賦予了過大且任意的權力。”同樣地，他們希望在慰问病人时中給予牧師更大的自由，而主教們回答說，赦罪不應取決於牧師的喜好，而應取決於病人的懺悔。他們還希望敦促牧師使用全權「既接納又拒絕人來到主的聖桌前」。他們進一步提議剝奪會眾在禮拜中的參與——重句和回應、誡命後的“求主憐憫”（改為在最後說「一個合適的禱告」），以及启应誦讀詩篇和讚美詩，宣稱「會眾在公共禱告中的角色僅僅是以沉默和虔誠參與其中，並在結束時通過說“阿們”來表示同意。」因此，他們希望會長在整個禮拜過程中面向會眾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一種令人不快的聖職主義，許多教派至今仍受其困擾：對此主教們回覆，“不應如此”，並指出在古代教會中，當主祭人員作為會眾的代言人時，總是與會眾一同轉向。
因此，被如此推崇的主禮人必須掌控整個禮拜：清教徒神學家不僅希望他有權「省略部分」指定的禮拜內容並以即興禱告取代，還希望將祝文融合成「由多個祝文組成的一個有條理且完整的禱告形式」，並將連禱文改變為「一個莊嚴的禱告」。試想一下——如果主教們在1661年讓步，我們今天去教堂時會發現一位穿著長外套的紳士面對著我們，不間斷地將整個連禱文作為一個莊嚴的禱告誦讀出來，而我們除了「以沉默和虔誠參與其中」並在他結束時說「阿們」之外，別無他法！
應省略祭衣規則，「因為這條規則似乎要帶回法衣、白麻布袍等，以及《公禱書》（愛德華六世五年和六年版）（第二本）所禁止的其他祭衣」；對此主教們回覆：“我們認為保留現有規則是合適的”。白袍、洗禮時的十字架，以及領聖餐時跪下被視為「罪惡之源」；婚戒應該是可選擇的。禮儀中「不應有任何似乎支持將大齋期視為虔誠齋戒的內容」；且「聖人慶節……及其守夜禮應予以省略。」「星期日」（Sunday）一詞受到反對，不僅是「會長」（Priest，祭司、神父），就連最無害的「助理牧師」（Curate）一詞也不例外。主教們回應這些批評時引用了大公教會的傳統，以及符合聖經和古代的大公教會的習俗，還有古代大公教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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