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與氣味

當艾略特（博主注：美國英國詩人，出生於神體一位論家庭，1927年加入英籍並皈依英國聖公會，屬於盎格魯天主教傳統，194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向弗吉尼亞·伍爾夫（博主注：英國作家，被稱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坦白他準備皈依英國國教時，她信誓旦旦地認為他一定是精神出了問題。伍爾夫持有正統的布盧姆茨伯里派的觀點，即人們可能會皈依天主教或是Communism，因為兩者都與英格蘭勢不兩立。但是，對於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來說，成為聖公會基督徒一舉著實是觸犯了道德底線，就像吃了自家的狗一樣。

當我向其他知識分子承認我是聖公會基督徒時，也常常引起一片噓聲。在今天，文人墨客怎麼能夠接受基督教的信條，並且加入一個家國制的教會呢？我有責任回答這個問題，並將盡可能地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我的信仰將我與那些我無法超越的卓越思想和感情緊緊相連。它將我與C. S. 路易斯，R. S. 托馬斯和J. R. R. 托爾金等信徒維繫，也同時將我召喚到菲利普·拉金和本傑明·布里頓這樣的懷疑者身旁。它讓我親歷托馬斯·哈代的名詩《上帝的葬禮》所宣告的基督教信仰的終結，也讓我在喬治·奧威爾筆下充滿褻瀆的世界中躊躇。它還讓我與作曲家沃恩·威廉斯，畫家格雷厄姆·薩瑟蘭和藝術家保羅·納什建立起跨越時間的情感紐帶。他們幾人中，有些是無神論者，有些是不可知論者。只有極少數人承認基督耶穌為三位一體中的聖子，和道成肉身的神。即便如此，他們所有人都接受了聖公會情懷的本質，那就是我們在此時此刻的存在是神秘的；雖然我們永遠無法洞悉全局，但我們可以在這個流亡之所建立一個持久和充滿安慰的家園，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英格蘭。

箴言9章10節提到，「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對「敬畏」一詞，我理解為謙卑，和對軟弱、個人局限性的欣然接受。我接受康德對人類理性極限的論證，並承認人腦無法擴展我們的概念系統直到能提供一個對世界的完全解釋，或對其造物主的具體認識。我認為希伯來聖經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作者們雖然不真正相信上帝是超然、全能的，卻還是為了試圖理解上帝的目的記述了種種內容。舊約聖經講述了一個經常躲避那些尋求祂的人的上帝。祂顯現的時刻也有隨意性的成分，總是讓啓示的接受者措手不及。舊約的故事是一場悲劇性的捉迷藏，讓上帝和他的子民分道揚鑣。

但是新約聖經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維度–一個不在神秘的話語和高深莫測的律法中彰顯自己的神，而是一個道成肉身的彌賽亞。基督徒相信這個人即是聖子，是三位一體中的一位。但是他們也接受三位一體在某種程度上本身就是一個謎。對於它的理解不能仰賴於字面，並包含著一種對上帝本性和上帝之愛的深刻直覺。

一些基督徒選擇遵循聖安瑟莫的教誨：credo ut intelligam（相信在理解之前）。我心中的新教作風則敦促我在理解之後才能引入信念。但我也明白，有許多不容置疑的真理是無法用語言化繁為簡的：「存在」，自我意識，自由意志……這些都是千真萬確卻又莫名其妙，因為理解力停留在這些卓越概念的臨界點，無法上升到一種可以完全掌握它們的超驗視角。對我們來說，從無到有的過程是晦澀神秘的，就像能夠完成這樣一項壯舉的神的本性一樣。

雖然上述之物是我們所不知曉的東西，但它與我們的宗教直覺相對應。人類在看似無緣無故的情況下被「拋棄」在這個世界上。「‘我’為何存在？」這個問題沒有得到科學的答案，也沒有在理性論證的高談闊論中得到完全釋懷。然而，我們存在的緣由卻是道德生活不可避免的附帶物：一旦我們通過責任關係和世界聯繫起來，我們就能夠意識到，在學會愛和付出之前，我們的生命其實就是一文不值、可有可無的。

因此，我們必須以道德生活贈予我們的自我審視來看待世界。我們無法自欺欺人地逃避罪惡感，因為我們必須面臨審判。一個擁有信仰生活的個體能時刻意識到審判的不可避免性並且不斷地尋求赦免。一旦我們意識到「存在」是一份饋贈，而我們的生命是這份饋贈的一部分，自省就能在生命里萌生。上帝教導我們要心懷感恩並積極地向祂尋求赦免，因為我們的罪本質上是忘恩負義的衍生物，是愛的誤用。這就是基督在新約中所立的兩條誡命的意義，它們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22章40節）。

天主教會把告解／懺悔（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confession）視為七件聖事之一是正確的。告解意味著修復，它通過讓罪人在愛的關係中重新獲得新生。它要求罪人正視自己的過失，在上帝面前懺悔、謙卑自己，並盡力贖罪。現代社會中有數不盡的荒謬，但在我看來，沒有比失去悔改的習慣更抱薪救焚的謬誤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令人發指的罪惡都來自於自欺欺人的正義感。很多人無法理解懺悔和贖罪的必要性，更無法接受乞求寬恕與給予寬恕的相輔相成。所有的基督教教義都指向這個過程，當加爾文從聖事的列表中刪除告解時，他為西方世界的去基督教化邁出了第一步，也是致命的一步。

我的教會（聖公會）既未盲從加爾文，也沒有大張旗鼓地反對他。相反，它用謙卑的禮拜儀式埋葬了聖事的問題（正如它埋葬的如此多的其他東西那樣）。在連禱文（Litany）和聖餐禮拜中，告解、懺悔和謙卑的悔罪是組成禮拜儀式的根基。牧者們會以下列文字將彌撒過渡到聖餐禮的部分：

「你們當中一切誠心實意悔改的人，那些願意在愛中與鄰捨為善，立志遵行神的誡命，並從此行祂的聖道，行祂的聖禮的人：用信心靠近祂的名，以耶穌基督的聖體作你們的慰籍，並向全能的上主屈膝跪拜。」

在懺悔了他們的錯誤並遵循了古老的彌撒的內在節奏之後，會眾們就回應道：

「仁慈的主啊，我們本不配來到你的聖壇前，因為我們只輕信自己的公義，而不是仰賴你豐盈的恩典。我們連拾起聖壇底下的餅屑都不配。但你是那永恆的，充滿憐憫和慈愛的主。所以，仁慈的主啊，求你垂憐我們，賜予我們基督的生命之糧、救恩之杯，使耶穌的聖體聖血潔淨我們的罪惡的身體和靈魂，我們就得以住在祂裡面，在凡事上榮耀神。」（克蘭麥大主教所作《謙恭近主文》）

這些話把我們帶到了彌撒儀式的中心，神父拿起無酵餅祝謝後對會眾宣告：「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身體」；隨後拿起葡萄酒：「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血」。然而，我們卻被教導不要把此情此景看作是一種「變形」：基督並未降入我們吞下的聖體聖血中，而是我們自己在基督里的昇華使我們成為「基督的肢體」並接受了這些「神聖的奧秘」。（正如胡克根據聖保羅的啓迪所言，真正的臨在（the Real Presence）不在聖餐中，而是存在於聖餐的接受者中。）

（博主注：關於聖體聖事中基督的臨在方式，16-17世紀的聖公會反對天主教的變質說，胡克的觀點被叫做「接受主義（Receptionism）」，即餅酒的本質並不改變，但領餐者通過信仰領受了真實的聖體聖血。17世紀的高派神學家們對此表述比較含糊，應該介於接受主義和屬靈臨在之間。需要指出的是，這兩種觀點有時也被叫做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但和牛津運動時期書冊派以及東正教所主張的真實臨在並不一樣。）

然後，作為總結，會眾會吟誦羔羊頌：「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帕萊斯特里納，伯德，巴赫，莫扎特，海頓，威爾第和其他上百位作曲家都在音樂中充分地闡釋了這句禱文，所以我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再對它多解釋什麼。

聖事的意義只可自己體會，不可言傳。當然，一些字面上的教義是禮拜儀式的骨骼。但這些教義同樣需要被經歷，而不可僅僅依靠相信而自洽。我們必須在心裡知道，我們被命令去愛人如己，儘管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但也不是無可救藥的。勒內·吉拉爾多年來提出的論點使我信服。他提醒我們，神聖的體驗是人類所特有的，神聖之物和犧牲精神具有相同的道德根源。對吉拉德來說，犧牲者是神聖事物的範例，是那個「本不歸屬」的事物的死亡使我們的怨恨得到淨化，從而帶來和平。

遠在基督教的啓示之前很久，我們的祖先就對此社會需求心知肚明。替罪羊既代表了「疾病」又是它唯一的解藥，它將被挑選出來並面對死亡，為的是使那些希望他遭受苦難並對其施以苦難的人克服他們的怨恨。「儀式犧牲」的習慣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它源於人性中對某個無辜者施加仇恨的深刻缺陷。因為這種受害者通常是「在社群之外的異者」，因此人們能夠在沒有罪惡感的情況下殺害他們。

然而，基督教卻認為，我們自己才應該承擔起人性中的惡，應該勇敢地承認自己心中的仇恨，並尋求寬恕。應該犧牲的不是那個替罪羊，而是我們自己。真正的靈性自由來自於給予而非索取，博愛而不是怨恨。基督就是那個勇敢的受害者，祂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和處境，並懷著寬恕的精神心甘情願地經歷了種種顛沛流離。祂的經歷意味著於生而為人的終極可能性，並讓我們見證了一種被愛和感恩塑造的生命。

我無法用言語說服別人，基督踐行的博愛與寬恕就是宇宙的意義，是生命存在的終極原因和目的。但這卻是在基督的犧牲中不證自明的，這就是基督徒們所說的「與造物主合一」的意思。

但來世又是怎樣一番風景？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寫到：「我們若靠基督，卻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眾人更可憐」。」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相信死後有來生，這種信心是宗教信念中不可動搖的一部分。然而，在所有被反復推敲、修改、並推崇的基督教教義中，「永生」的承諾是最具有智性挑戰性的。它與我們所瞭解的生物本性、我們對自然界的所有觀察以及我們所能指的人的同一性的一切都背道而馳。從某種角度想，我對自己的死亡毫無概念—因為死亡同時也會熄滅自我意識，那個讓對死亡的構想成為可能的東西。我的死亡仍在我的掌握之外，我不可能從「我」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它。然而，我只需思考他人的死亡，就能意識到，我無法想象我的死亡這一事實並不能阻止它的發生。

叔本華對基督教來世論和末世審判的批判是有力和充滿譏諷的。讀到《古蘭經》的「結算日」的篇章時，基督徒也常常會萌生出類似的輕蔑。十七世紀的新教徒同樣蔑視天主教會的煉獄教義，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教廷向平民百姓出售贖罪券和亡靈彌撒是為了允許「巴比倫的妓女」繼續侵佔地球資源。

但丁對地獄和煉獄的描述提供了一種寓意，但卻沒有描述一個事實。只有在《天堂》篇中，但丁才嘗試描繪永恆的情景，即使它缺乏可被比較的範疇。詩人本人的渴望被比碧翠斯的微笑所吸引，穿過那微笑進入了永恆的博愛王國。在那裡，所有的個體性都消失了，靈魂與「充滿愛的智慧之光」水乳交融。這種柏拉圖式的，對永恆的想象是以個人的存在為代價而獲得的。對於一個想通過死亡「到達世界的另一邊」，並醒來享用一頓豐盛的早餐的普通人來說，但丁的想象力是在幫倒忙。

哲學家馬克·約翰斯頓在他最新的著作中回顧了思想家們對來世論提出的諸多論點，從信奉天主教的阿奎那，到新教徒洛克，再到德雷克·帕菲特等現代世俗哲學家。約翰斯頓在書末總結道，我們絕不是作為個體進入來世（因為即使是肉身的復活也不能保證這種結果），而是作為「人類波濤」的一部分。

他接受了佛教的「無我論」（anatta）：肉身是有限的，並且注定要滅絕。但是，約翰斯頓提議說，博愛（agape）使我們與我們的後繼者一同維繫，存在於他們的記憶中。對約翰斯頓來說，這就足以證明，通過我們的道德努力，我們確實能夠在死亡後「存活」下來。對他來說，通過踐行愛鄰如己這一信條，我們能征服自身的必死性。

我不認為約翰斯頓成功駁斥了傳統的基督教或是無神論的觀點。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對希望的強調。基督徒有責任懷有信心，而這種希望無論以何種形式，都必須超越我們世俗生活的界限，去參與我們對宇宙的終極意義的思考。康德雖然全盤否定理性神學的主張，但他卻相信我們必須殷切的盼望永恆，並且他認為這種信心存在於每一個真正的道德行為中。我被他的這一想法深深吸引。我更相信，永恆不是在某種狀態之後出現，因此不存在永恆在死亡後才會到來這一說法。我同意叔本華的觀點，他認為把今生的道德行為建立在我們對下一個生命的個人利益的考量是可悲的。但「下一個」這個概念與永恆毫不相干。我呼應蘇格拉底在赴死之前說的話：「我相信死神也是分別善惡的。」 

然而，以「去神話」的方式看待基督信仰，教會就成了它的重要組成部分。信心的真諦體現在聖事的執行上，它不僅更新我們的愛和寬恕精神，而且贈予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聖事的執行本質上是一種社群行為，這個社區不僅包括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也包括未出生的和死去的人。聖公會的儀式指向「聖徒間的交流」，指代所有那些通過上帝的恩典重生的「新人」。這個社群性的卓越理想被聖餐禮付諸實現。但這個永恆的願景也有一個現世形象，也正是為了這個現世形象的發展和永久化，聖公會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一直在致力於盡可能的闡明它。我們銘記基督本人設立的，用來再現祂的存在的教會，就像我們紀念紀念碑上的建國者所做出的犧牲一樣。

這些都是神秘模糊的雜思，但英國聖公會的成就在於將它們翻譯成了持久的英語，並在英語文化圈里塑造了一個父親般的教會。我仍然依附於它，一個數世紀來傳承基督教的啓示的渠道，一個圍繞著我所共享的文化、民族身份和集體責任意識而發展的組織。我所依附的聖公會就像正統猶太教和印度教一樣–並非抽象的教義，而是禮拜儀式的周而復始，也只有在這種儀式感里，人類狀態中最深刻的真理才得到了展現和認可。我的基督信仰不可能經得起一個狂熱的加爾文派教徒的質問。我懷有的是一種平靜、溫和、神秘、謙遜的信仰，在相信的外表下包容所有形式的猶豫。這就是捨勒所謂的「成為上帝」的狀態—上帝概念的形成也是我內在靈性的形成，以便讓在這個世界之外的光芒中的某一時刻照亮我。

但是，在我的同胞大多與基督信仰分道揚鑣的時代，這樣的信仰是否岌岌可危呢？這個問題並不新鮮：它使舊約和《詩篇》中的預言變得生動。也正因如此，《公禱書》給了詩篇95篇顯著的地位，因此，每逢晨禱，會眾都會吟誦：「四十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這是心裡迷糊的百姓，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在現代西方世界中，基督徒是一個被邊緣化和被逼迫的群體。為你自己的信仰辯護是對政治正確的挑釁，就像為英格蘭的遺產而感到自豪一樣。儘管如此，基督徒仍有義務懷有信心。尤內皮斯（Eunapius）（博主注：公元4-5世紀希臘詭辯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提醒我，站在永恆的視角上，一切世俗的風潮終會過去。基督徒的榜樣是一個被蔑視和被拒絕的人。雖然他們被基督命令要愛人如己，但他們也知道，下這道命令的人因為這樣做而被釘死在了十字架上。

作者簡介：羅傑·斯克魯頓爵士Sir Roger Scruton（1944-2020），英國哲學家，作家，音樂學家，雄辯家。劍橋大學美學博士。他著有五十餘本非虛構類作品，兩部小說，兩部歌劇，室內樂作品數十首，評論文章數百篇。1979至1989年數次前往蘇聯影響下的捷克、波蘭並創辦地下大學，用被禁書籍培養了一代東歐神學、哲學家。1998年被捷克總統哈維爾授予捷克國家榮譽勳章。1982年，羅傑爵士在倫敦創辦智性保守主義刊物《索爾茲伯里評論》（The Salisbury Review）並兼任總編職務至2001年。在因保守主義言論被英國學界全面封殺後，1992年至2009年羅傑爵士僑居美國弗吉尼亞州，期間在波士頓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成為智囊團「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2016年被女王伊麗莎白溫莎二世封爵，以表彰他在哲學，公共教育，與傳承英國傳統領域作出的傑出貢獻。現為農場主，自由撰稿人，兼任牛津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羅傑爵士與太太索菲·傑弗里斯爵士夫人和他們的兩個孩子住在英國南部的威爾特郡。他把他的農場起名為「斯托邦」（Scrutopia），孜孜不倦的在後現代主義者的謊言中再次將真理置於寶座之上。

譯者：Timothy Ren，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海外學年》，發佈時間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