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與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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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将东方礼仪视为不同神学倾向的舞台。西方礼仪提供了很多富有创意的选择。仅举一例：在罗马弥撒中，你可以（而且必须）从几篇感恩经、许多赞美诗（如果有的话——你甚至可以省略它们）中选择一篇，完全自己撰写信众祷文，从不同的选项中选择开幕仪式等等。所有这些选择使得礼仪能够适应不同的社区和情况，但是：它们也可能变成权力的工具。那些安排礼仪的人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对参加仪式的人行使权力。西方礼仪部长是永久的决策者。没有办法逃避这个角色，而且需要大量的神学知识和责任感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角色。

东方礼仪职务更多地被视为神圣戏剧中的角色。乍一看，主教、司铎、执事和领唱者相对于信众而言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东方礼仪带有强烈的等级森严（且以男性为主导）的色彩。但所有这些神职人员几乎不会对任何具体的礼仪元素做出任何决定。即使领唱者为几首圣歌选择了旋律，歌词本身也未经讨论。歌词是被赋予的，而非被选择的。

当然，这使得东方礼仪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僵化（我了解到“拜占庭”一词在英语中可以表示“不灵活”，其来源显而易见）。任何细微的改变都需要神学家和主教们经过数十年的讨论才能最终被采纳。但另一方面，这种僵化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价值：礼仪是前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藏，也注定要传承给我们的后继者。它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我们时不时地进出，但这条河流始终如一。

请不要误解这是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礼仪改革的反对。我所说的与西方普遍的持续进步和改进的理念有关。这种理念早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前就已存在：至少从中世纪初期就已存在。这种持续进步的理念对西方世界过去和现在礼仪改革的影响显而易见。

成为一名东方礼仪司铎，无非就是在一场神圣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西方司铎常常对我这个普通的教堂信徒施加影响，而东方司铎却从未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