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與氣味

第一本《公禱書》對外國宗教改革者來說過於保守，他們中的一些人來到了英格蘭：特別是斯特拉斯堡的布塞爾（Bucer）和意大利人彼得·馬蒂爾·弗米格利（Peter Martyr Vermigli,），他們分別在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擔任神學教授；而另一些人，包括加爾文本人（日內瓦教皇），則在信中呼籲對《公禱書》進行更大幅度的修改，加爾文本人欣然表示禱文包含“許多可以容忍的荒謬”。這些人以及格洛斯特主教胡珀（Hooper, Bishop of Gloucester）和雷德利（Ridley）等其他極端分子的批評對克蘭麥過於易變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幾乎從第一本《公禱書》出版的那一刻起，人們就開始採取措施，用另一本更能為歐陸宗教改革者和英格蘭人數不多但意志堅定的極端分子所接受的書來取代它。

與此同時，亨利八世的恐怖統治被少年國王之混亂的專制所取代。邦納（Bonner）和加迪納（Gardiner）被關進了監獄——他們將在瑪麗統治時期復仇；所有溫和派和保守派都被趕出了議會，溫和派主教也被趕出了他們的教區。第一任攝政大臣薩默塞特（Somerset）曾與克蘭麥和拉蒂默（Latimer）一起，努力為窮人的苦難進行救贖；但就連薩默塞特也是個大盜，薩默塞特宮的名字應該提醒我們這一點。為了建造這座宮殿（他沒能活著享受到這座宮殿），他摧毀了三座主教府邸和一座教區教堂，就好像它們是貧民窟的財產一樣；他還拆毀了聖保羅大教堂的迴廊和克勒肯維爾修道院，以獲取更多的建築材料。他實際上打算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原址上建造自己的宮殿；而院長只能通過贈送大教堂一半以上的財產來賄賂他，才避免了大教堂的毀滅。薩默塞特在第一本《公禱書》頒布的那一年被送進了倫敦塔[^1]，兩年後被斬首。他的繼任者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是個不折不扣的惡棍。窮人越發的窮苦，聖品人道德水平不斷下滑，因為聖職人員之中到處都是“愚蠢”和“缺乏教育”（lack-Latins）的人，拉蒂默不朽的佈道就證明瞭這一點。

雷德利（Ridley）在倫敦毀壞祭壇的行為至少是有良知的，儘管它是非法的，也是野蠻和不合理的（路德宗人很理智，放過了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精美祭壇，他們的新教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但是，全國各地的教堂都遭到了掠奪：管風琴被以管子的價格賣掉，甚至開始熔化鐘；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人們珍寶的無價聖盤也被掠奪一空，以至於一代人之後，有些教堂里除了一個聖爵外，什麼都沒有。堂區以及福利俱樂部和行會（當時的工會）都曾屬於人民，由人民發起，由人民管理。但現在，政府任命的特派員被派往英格蘭各地清點財產，“因為國王陛下現在需要一大筆錢”；在可憐的小愛德華國王統治結束之前，所有值得偷竊的東西都被一掃而空：教堂、奉獻箱、金庫被洗劫一空，除了光禿禿的牆壁，英國人如此喜愛的古代美景——窮人將其視為與生俱來的權利的一部分——什麼也沒有留下。就連牆壁也已經破敗不堪。在愛德華國王去世九年後出版第二本《講道集》中，我們讀到：“看到如此多的教堂破敗不堪，幾乎每個角落都在腐爛，這是一種罪過和恥辱⋯⋯請不要讓它們被風雨、鴿子和貓頭鷹的糞便、瞪眼鳥和雛鷹以及其他污穢物所玷污，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都是如此，令人感到骯髒和悲哀。““醫院和濟貧院被摧毀了，大學僥倖躲過一劫。”宗教改革最堅定的支持者 J. A. 弗魯德說：“宗教改革給大學帶來了荒涼⋯⋯它們被稱為馬廄⋯⋯政府取消了為資助貧困學者而舉辦的展覽。他們取消了教授職位和講師職位⋯⋯學院圖書館被掠奪和燒毀。牛津大學的神學院種上了捲心菜，洗衣女工在藝術學院晾曬衣服。”造成英國赤貧的不是亨利時期的解散修道院，而是他兒子時期的剝奪教會財產。大部分資金被用來充實在英格蘭橫行霸道的流氓團伙；同時，30所“愛德華六世國王學校”在這裡和那裡建立起來，用來蒙騙那一代和後代的公眾。傑索普（Jessop）博士說，“一種卑鄙和骯髒的氣氛”仍然籠罩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苦幹的集合”中；堂區委員會法（the Parish Councils Act）尚未成功恢復其古老的精神。

[^1]: 倫敦塔，其官方名稱是“國王陛下的王宮和倫敦塔堡壘”，建於1066年底，是諾曼征服英格蘭的產物。倫敦塔曾作為堡壘、軍械庫、國庫、鑄幣廠、宮殿、刑場、公共檔案辦公室、天文台、避難所和監獄，特別關押上層階級的囚犯。最後的這一用途產生一條短語“sent to the Tower”，意思是“入獄”。倫敦塔最後一次作為監獄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押魯道夫·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