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应知的公祷书历史(12)第4章 礼仪书的发展(七)

这里提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1600年之后的一些随时祷文和随时谢文,其副本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之中:

1626年(三十年战争);1665年(战胜荷兰);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直到1860年才完全停用;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1789年(乔治三世恢复健康);1789年(尼罗河战役);1815年(滑铁卢战役);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几个随时谢文);1859年(印度兵变结束);1866年(霍乱流行期间);1887年和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两次大寿)。

读者应该还记得最近的随时祷文,如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七世国王之祷文,是由大主教起草后由枢密院发布的。在布尔战争期间,大主教们和其他主教也发布了随时祷文,并在战争结束时发布了随时谢文。在过去的两次大选中,两位主教都发布了祷文;在 1912年工业动乱时,他们发布了祈祷文,并附有特别的诗篇和经课。值得注意的是,从1600年到1897年的祷文大多是在事件发生后的随时谢文;但在本世纪,代祷的成分已大大恢复。

另外,还有许多地方性礼仪,例如圣乔治日在温莎举行的礼仪,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由于《公祷书》中只收录了四种主教专用的礼仪,因此主教们也不得不制作自己的主教书。因此,我们就有了女执事的祝圣礼仪、接纳礼仪(the admission of readers)、修女的入会礼仪以及许多奉献礼仪和祝福礼仪,包括教堂、小圣堂和墓地的祝圣礼仪。安德鲁斯主教(Bishop Andrewes)在1620年起草了一份教堂祝圣礼仪,在1712年和1715年会议正式通过。美国《公祷书》和爱尔兰《公祷书》(1878 年)中也有类似的形式;约翰·华兹华斯主教(Bishop John Wordsworth)(1898 年)等人也有类似的礼文。

事实上,安立甘宗在礼仪方面并不匮乏,反而因为仪式过多而苦不堪言。弗雷尔博士(Dr. Frere)、会吏长泰勒(Archdeacon Taylor)和本文作者对当今常用的圣餐礼仪进行了挑选,并在一本名为《英国礼仪》(The English Liturgy)的祭坛书中出版,其中半数新增的祝文、书信和福音已经获得授权。苏格兰教会当局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公祷书》附录(The Scottish Liturgy, together with Permissible Additions to and Deviations from the Service Books of the Scottish Church,剑桥大学出版社,1912 年),现在已将它们收录在一本完整的苏格兰《公祷书》中。

这样,每一代人的需求都被纳入了我们共同代祷和奉献的范围。我们并不局限于《公祷书》的角落;在基督教时代结出如此丰硕果实的这棵古树也没有枯死。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礼仪之树的枝条目前正充满生机,而目前正处于早期阶段的祈祷书修订工作迟早会在第六本英文《公祷书》中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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