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10)第4章 礼仪书的发展(五)

印刷幫助了宗教改革者們,但是,他們在英格蘭工作的實現,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現在有了一種人人都會說的語言。以前使用拉丁文並非僅僅是非理性的保守主義——雖然,在禮文和聖詩方面,人們總是非理性的保守。使用拉丁文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拉丁語是西歐受過教育之人的通用語言,因此,在過去沒有其他的文學語言時代,使用拉丁文是非常方便的。例如,在英國,被諾曼征服之後的幾個世紀裡,法語一直是貴族和法庭所使用的語言(現在英文之中仍舊能找到一些法語的痕跡);普通人說著“各種”英語方言,這些不同的方言幾乎像不同的語言,因此,一個倫敦人若用本地的語言所寫的書,對於約克郡的人來說是幾乎無法理解的。因此,學術之上使用拉丁文,也就不足為奇了,丟他們來說,拉丁語就是一種世界通用語言。然而,到了14世紀,我們的語言變得更加穩固,威利克夫(1384年)和喬叟(1400年)得以創作出現代英國文學圖書館之中第一批書籍,前者尤其以翻譯聖經而著名——儘管,有些一些學者認為聖經的翻譯根本不是他的作品。

因此,在16世紀開始,不僅可以印刷禮拜禮文,還可以用全英國人都能聽懂的英語印刷。在該世紀中葉之前,《聖經》就已經用英文印刷,從而變得通俗易懂;而就在中葉之前的1549年,第一本英文《公禱書》印刷完成。人們在做禮拜時不再需要從《聖經》中摘錄簡短的內容;因為整本《聖經》——現在是一本比較便宜的書——可以與《公禱書》同時使用;這兩本書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以前,平信徒只能用自己的簡易小書來做禮拜,而即使是簡易小書也是昂貴的奢侈品;但現在,每個人都可以逐字逐句地做禮拜,而那些認識字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書來讀。因此,我們所描述的那些書本進一步濃縮為兩本,即《聖經》和《公禱書》。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著名的《圣经》插图。亨利八世坐在宝座上,左右手各拿一本圣经,一边是神职人员,另一边是普通民众。下方左右两侧分别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和托马斯·克伦威尔,他们正在分发圣经。这幅画传达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教皇对英国教会的权威已被亨利八世的王权取代,王国中最贫穷的臣民也应该能够读到圣经。
《新约》的封面,描绘了基督生平的场景

現在,如果讀者翻開英文《公禱書》中名為“關於教會禮拜(Concerning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序言,就會發現禮儀改革的理由以令人欽佩的措辭被闡述出來,儘管這篇序言確實是關於“禮拜”,即神聖禮儀的。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有六條:

  1. 在每年的禮儀之中,我們都會非常強調通讀整本聖經的必要性。我們將在後面會再次提及這點。
  2. 必須摒棄弊端。“不確定的故事和傳說”以及“徒勞的重復”擠掉了“古代教父們虔誠而得體的讀經順序”,以至於一卷讀完三四個章節後,剩下的都沒有讀。
  3. 在教會之中所使用的語言必須是“他們可以聽得懂的,聽了也有益處”,正如聖保羅所敦促的那樣。
  4. 詩篇必須像古代教父所講的那樣正確地誦讀,而不是“每天就讀相同的幾篇,其餘的則完全省略”。
  5. 必須修改禮規的數量和強度。禮規是禮儀書之中記載了在所有可能的禮儀,以及組合禮儀的組合方式,和在禮儀之中應該念的內容,如果在開始工作之前不對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進行大量研究,他就很難不出錯:事實上,正如《序言》中所說,“很多時候,找出應該念什麼,比找出後再念更重要”。
  6. 以前的使用不同的習例。《序言》提到了索爾茲伯里、赫里福德、班戈、約克和林肯的習例,並宣佈“從今以後,整個王國將只有一個禮規”。我們可以提到,班戈和林肯的習例與埃克塞特的習例是一樣的,只不過是莎琳習例的變體。倫敦在1414年之前也有自己的習例,當時聖保羅教堂的院長和座堂全體成員採用了莎琳習例,但,同時保留了他們自己的特色禮儀。

至此,時機已經成熟。人們手中有了《聖經》英文譯本;許多人對舊的禮儀感到不滿,一是因為它們變得複雜繁瑣,二是因為它們包含了一些現在被認為是迷信和不真實的內容。亨利八世在位時(1533年),主教會議宣佈英格蘭教會享有自由,任何外國主教(如教皇)都不能對其行使管轄之權力;因此英格蘭教會被置於與東正教會同等的自治地位。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1549年),第一本英文《公禱書》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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