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领带(THE STOLE)Sudarium, orarium, stola
公元前1世纪
拉丁作家提到了这种个人使用的物品,它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手帕,被称为SUDARIUM(汗巾),用于擦拭面部和鼻子。这是一块长方形白色细亚麻布,上面经常绣花和金线。它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开始流行,但直到罗马帝国时期才成为普遍的如厕用品。
公元1世纪
SUDARIUM被挂在脖子上、手里或放在托加长袍(toga)的皱褶(sinus)里,皱褶充当口袋。ORARIUM是同一件物品的另一种名称,使用范围更广,尤其是在东方。它比早期使用的手帕更大,据认为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埃及词,意思是“擦脸的亚麻布”,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它也用于擦鼻子。在罗马的各个阶层中,携带这种手帕或汗巾(napkin or sudarium)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仆人和奴隶通常使用的配饰的一部分。他们都将其戴在脖子上,后来戴在左肩或前臂上。SUDARIUM也被仆人用来清洗各种器皿和擦拭烹饪用具。
第三世纪
奥勒良皇帝(公元270- 175年,the Emperor Aurelian)在公共比赛中向观众颁发奥勒良手绢(Oraria),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挥动手绢来表示对参赛者的认可,而不是像以前的习俗那样挥动长袍的末端。从古代教会最初举行擘饼礼开始,就已有一位执事会在祭桌旁边擦拭盛有圣体和圣血的器皿,使用的就是这种被称为orarium的亚麻布。
第四世纪
我们从公元四世纪的东方教会中寻找到orarium的使用。它在老底嘉会议(the Council of Laodicea)的教令第363条中被提到;佩鲁西姆的伊西多禄(公元449年,Isidore of Pelusium)说,它是由仆人,即执事穿的。本世纪SUDARIUM/ORARIUM仍然是一张大亚麻手帕,50×30英寸,它被搭在左肩上。这张手帕在4世纪末是纵向折叠的。用这种方法,它的宽度减小到大约4或3英寸,长度增加到8至10英尺,边缘是完全平行的。通过这种变化它变成了一条长带,失去了原有功能,但它的意义却被保留,因此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执事配饰。当它的用途被削弱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较小的手帕,被称为MAPPULA(手带),主要由副执事(subdeacons)使用。一段时间后,东方教会的ORARIUM被西方教会的执事所采用。它的用途和穿着方法都是与东方教会保持一致的。到了公元四世纪,圣盎博罗削(St. Ambrose)曾提到过它,圣奥斯定(St. Augustine of Hippo)和圣热罗尼莫(St. Jerome)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也证实了这一点,“SUDARIUM”和“ORARIUM”从此成为同义词。
第七世纪
公元675年,第四届布拉加会议(the Fourth Council of Braga)规定了执事穿戴orarium的更详细指引;后来,在教宗英诺森三世(I198-1216,)的统治下,同样的使用规则很流行,并一直持续到我们现今的时代。orarium只放在左肩上,因此执事的右臂是自由的,可以更方便地履行他的职责;执事的右臂下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两端松垂下来;他的orarium必须朴素,不能用颜色或黄金装饰。七品司祭在做弥撒时,要把orarium戴在脖子上(译注:此时ORARIUM/SUDARIUM应被翻译为“领带”),它绕过双肩,在胸前形成十字形。它被圣索捆绑在身上,其末端从身体的两侧垂直落到司祭脚踝的位置。

当orarium的末端用流苏做结束时,其底部也会靠近于脚踝位置,穿戴后的样子如图115所示,他的领带按照东方教会的方式进行了调整。总主教和主教把领带系在脖子上,让其自由悬垂下来,从而显示胸配十字架。作为教宗普世管辖权的象征,教宗无论何时何地,在礼仪内都穿着领带。
第八世纪
到了8世纪,领带的末端才用2或3英寸的流苏来装饰,有时还用十字架装饰;到本世纪末,执事的服务工作如此之多,以至于大部分都由副执事接管,他们因此使用了一张手帕,形制就像早期执事的汗巾(ORARIUM),这种布在现今被称为“MANUTERGIUM”(揩手布)。
第九世纪
9世纪时,从希腊语单词steal演变而来的拉丁语单词stola开始被用来指代迄今为止被称为orarium的东西。在古希腊语中,这个词指的是一件飘逸的长袍,就像福音书中文官所穿的那样;这样一个代表长袍服饰的词汇,是如何与外表如此不同的领带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值得猜测的问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解释。窄领带似乎是袍子下摆的一部分,它的名字也许由此而来。根据公元813年梅恩斯会议(the Council of Mayence)的规定,神父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穿着他们的领带,即使是在户外旅行的时候,以区分他们的身份。
第十世纪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刺绣艺术(Anglo-Saxon needlecraft)达到高标准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拿一套著名的领带和手带做案例参考,它们被称为“圣卡斯伯特的领带与手带”(The St Cuthbert Stole and Manciple),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公元1827年在达勒姆(Durham)的圣卡斯伯特棺材里发现的。圣卡斯伯特去世于687年,被埋葬在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793年此地区被丹麦人掠夺,圣人的遗体被从一个危险之地迁供到另一个避难所,经过七年的流浪,修士们最终在切斯特勒街(Chester-le-Street)为其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安息之地。当切斯特-勒街主教埃尔敦(995-1018)在达勒姆的岩石上建造新大教堂时,圣卡斯伯特的遗体被带了进去。公元1827年,当棺材再次被打开时,人们发现圣人遗体所穿的手带和领带几乎完好无损,因此它们通常被称为“圣卡斯伯特的领带与手带”。


事实上,老爱德华(899-925,Edward the Elder )的第二任妻子阿尔弗雷德(Alfled)在916年之前下令,这套礼仪服饰是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温彻斯特主教圣弗里西斯坦的(909-31,),据说主教荣休后把这些服饰还给了女王的继子阿瑟斯坦(Athelstan)。众所周知,当阿瑟斯坦国王(King Athelstan)于934年前往切斯特-勒街朝圣时,他给圣卡斯伯特的朝圣地赠送了丰富的礼物,其中就包括这套手带和领带。这些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在上面提到的棺材里发现的那套。毫无疑问,当圣髑在埃尔顿(Ealdhun)担任主教期间被转移到达勒姆时,它们被放在棺材里。领带的部分区域已经碎裂,它原来完整的时候尺寸是十英尺长.手带则是2英尺8¼英寸。两者的宽度都是2英寸。刺绣是在金底的亚麻和彩色丝绸上完成的。领带(及手带)上的图案描述了许多先知,他们站在彩虹色的云层上。金色的背景上有缩写的名字和传统的植物图案,象征着加洛温时期的茛苕(acanthus)卷草纹。两件服饰的尾端都写着:“献给虔诚的弗里斯坦主教(Bishop Frithestan)”和“由埃尔弗勒德(elfleed)制造。”奥尔福德夫人(Lady Alford)在她1880年出版的《针线活》(Needlework)一书中,正确地将这些礼仪服饰描述为“盎格鲁-撒克逊地区设计的最完美艺术品”,丝绸刺绣的缝纫工艺是“针匠艺术的精美典范”。鲍德温.布朗(G. Baldwin Brown)和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夫人(Mrs. Archibald Christie)对这套服饰所作的详细描述,也刊登在1913年4月至9月的《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第23卷。正是在这个世纪,流苏、小铃(little bells)或类似的东西,开始用于装饰总主教、主教、神父的领带尾端。在第9至第13世纪之间,领带进一步的发展是在领带两端添加矩形或三角形的绣片,图案与领带上的图案相匹配,或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设计。从13世纪开始,流苏变得非常漂亮,用金线或丝线编织成的图案纵横交错。在中世纪,几乎所有的礼仪都要穿领带(stoles),而且几乎所有的图案中都有十字架。

当领带被拜占庭礼仪的司祭使用时,它被称为“EPITRACHELION”。这是一种约5英寸宽的丝绸带,系在脖子和肩膀上,在前面系紧,两个长端几乎到脚踝。东正教司祭在履行礼仪职责时戴着它。这种东正教的祭衣与pallium或orarium非常相似,以至于在插图和描述中很容易将它们混淆起来。
十二世纪
大约从十二世纪中叶开始,执事就把他的领带解开了,两端打了个圈,垂在左边的裙摆下面,这就是现今的执事圣带。作为结束语,应该指出,从这个时期到现在,领带(stole)几乎再没有什么变化。当然,它的装饰花纹则是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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