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與氣味

2、白羊毛披肩（PALLIUM）

希腊大长袍（HIMATION）

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

在这一时期，希腊人普遍使用这种独特的服装，无论男女均使用到古典时期结束为止。这种服饰被称为HIMATION，它像一条大披肩布（包裹住身体）。

希腊大长袍（HIMATION）是一块长方形的、原色（白色）的布，用亚麻布或羊毛织成，有边沿，长约十八英尺，宽六英尺。在公元前6世纪，它经常是民众所穿唯一的衣服。它披在左肩和手臂上，一端挂在前面，其余的布料被拉过背部，绕着身体的右侧，再盖过左肩，末端挂在后面（注：耶稣与圣母像上可以见到这种服饰）：图13中的男人让他的长袍垂过上臂(左臂)。

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平民认为有必要穿上一件贴身的内衣，所以要么搭配希顿（chiton），要么搭配科罗波斯（KOLOBUS/KOLOBOS）。哲学家、圣贤和一般的学者，他们不能被认为是普通人，所以他们通常穿着没有贴身衣物的服装来宣传他们的生活朴素作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5 – 405 B.c.）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385-322 B.c.）和很多学者的雕像都显示了这种使用方式。

希腊大长袍的穿戴方式备受关注和考虑，因为穿着者的性格和文化背景可以通过对它的穿着方式来判断。由于在固定这种大长袍时不使用别针或纽扣，所以如果要保持布料（在身上）的稳定和美观的褶皱，就需要穿戴者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成功的使用它需要大量的练习和一些帮助。不过，随意脱下或穿上或者不时地调整一下大长袍，确实符合当时的习惯。包住左臂，甚至左手，被认为是具有良好教养的标志。如果把这个方向反过来，也就是把右臂包起来，那显然是一种不规矩的形式。

公元1世纪

在整个希腊文明世界和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民族中，希腊大长袍一直是特有的服装，在基督教时代开始时，它在知识分子中变得非常普遍。作为一种与哲学家有关的服装，“希腊大长袍”，或此时被古罗马人称为“PALLIUM”的这种长袍被认为是所有学者（包括演讲家）的特权服饰。但这个世纪，大长袍的穿戴方法并没有改变；

救主所穿的衣服

据推测，基督和宗徒们在科罗波斯（KOLOBUS/KOLOBOS）外加穿了他们的希腊大长袍，因为他们在当时是导师。

本书的图版1部分，是作者试图表现我们的主穿着整件编织的科罗波斯(见第12页)的样子。盖在它上面的长袍是希腊-罗马时代教授或老师普遍所穿的大学长袍。圣像上的这张脸部取自已知最早的基督头像。

因此，PALLIUM后来被赋予了很大的神圣性，在基督徒中被认为是一种荣耀和尊严的服装。

有些读者可能会奇怪，吾主在传教服务的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衣服。但是《圣路加福音》注(八)(2,3)所记载的关于服侍基督及其追随者的一群虔诚的妇女们的故事表明，从那时就一直有热心的基督信徒出于爱德的目的，用他们的方式和技能来制作华服和配饰，以荣耀天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吾主基督当时所穿的不是加里肋亚犹太导师的常服；

当时还有两件衣服与图版圣像所描述的完全一致。第一件称为CHALUK，一种长到小腿或脚，束在腰上的外衣，仿照希腊人的kolobus制作的。在这外面是TALLITH，一块长方形的，有时是正方形的白色亚麻布，与希腊的himation相对应或类似。TALLITH的边是淡蓝色的(风信子的颜色)，四个角上的流苏是用白色的经线和纬线用同样的蓝色线打结而成的。这些流苏往往是夸张的，因此非常显眼；当然，这种炫耀的流苏是不会出现在吾主的长袍（Pallium）上的。

犹太人用一块长方形的白色亚麻布作为头巾，用同样的方式系在头上，如图109所示。这不过是一种被称为“SUDAR”的餐巾，也是犹太人的特色：它被罗马人称为“sudarium”。MAAPHORETH的形状也差不多，只是像头巾一样扭曲着戴在头上。

公元二世纪

在公元二世纪，希腊大长袍（himation）的名称已变更为“pallium”，成为教会官员或教师穿的衣服，只是因为它是有学问的人的特权服装。它的形状尺寸仍然是18英尺x6英尺；在悬垂的方式以及尺寸上，它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一直都没变化。

公元三世纪

哲学家或学者(图15)穿着长袖的长款束腰外衣(tunica talaris)。在它外面罩着的是希腊大长袍（Pallium），它的边缘是彩色的—但也可能是纯白色的。

正是在这个世纪，Pallium开始与教会的尊位联系在一起，因为教师们（teachers）在从事宗教工作时都会使用它。

第四世纪

直到四世纪中叶，pallium才不再被用于普通服装，开始只作为帝国某些高级官员的官服。

为了方便穿戴，它被纵向折叠两到三次（也可能是更多），把它的宽度减少到大约12或g英寸宽。它被按照原来的穿戴顺序披挂在身上，如图16所示。结果是，它与托加-翁布（toga-umbo）的翻领非常相似，比如在罗马君士坦丁拱门(the Arch of Constantine)和执政官菲利克斯(Consul Felix)及其他几位执政官的象牙双联画（ivory diptych）上所看到的托加-翁布的翻领那样；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彰显光荣品质的服装（注：此时，pallium可被翻译为：希腊大披肩）。

前文所描述的最早佩戴希腊大披肩（Pallium）的方法，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当将它戴在帕努拉（paenula）上时(注：见第55页，paenula是祭披的祖先)，它首先像往常一样戴在左肩上，一端垂在身前。如图17.

在公元四世纪的某个时候，希腊大披肩（Pallium）在折叠时不再是通常的宽度。这意味着披肩顶部下面产生褶皱的多余材料被缩减，只剩下上面部分，从而形成了一条白色羊毛质料的长围巾，宽约8英寸，甚至更短，长12或14英尺；

在这一世纪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它越来越成为荣誉和尊贵的明显标志。这样它就不再是一件衣服，而仅仅是一件装饰品了（注：在此时，Pallium可被翻译为“白羊毛披肩带”）。它的使用或多或少与图15所描述的方式相同，但它的宽度很快又一度减少到4英寸；

如图18所示，为了使Pallium保持在身体正中间和正后背的正确位置，它用三根针加以固定，一根在身体后面，一根在身体前面，另一根在左肩（披肩交叉处）的地方。

这种最新类型的白羊毛披肩用于教会用途的开端，可能是罗马主教马库斯(336- 337，Marcus)在位时期，将其授予另一位主教的时候。从此以后，Pallium就成了圣职人员们的一种教会服饰，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圣职们的一种特权装饰衣物。

如前所述，罗马主教圣亚大纳削(398-401，St. Anastasius)是第一位获得总主教头衔的人。他像其他主教一样佩戴白羊毛披肩，但与其他主教不同的是，在任何场合都佩戴白羊毛披肩是教宗陛下的专属特权。

白羊毛披肩是一种管辖权的象征，也是一种崇高荣誉的装饰物，它表明佩戴者的最高尊位，于是产生了一种教会习俗，即教宗把它授予总主教和几位主教，以此作为领受者参与到宗座管理机构（papal authority）内的象征。少数主教接受它纯粹是一种荣誉，其实没有任何教会权力被赋予。

在适当的时候，西方教会开始以一种更方便的方法来穿戴白羊毛披肩了，如图18。这条披肩带不再是用针把前面的布料固定在人物的身体中心，而是将披肩围成一个圆圈，环绕着肩膀佩戴，前面和后面都有长长的垂坠，如图19所示。这是一种比以前使用的方法实用得多的方法，到这时，它原来形式的痕迹已经彻底消失了。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带子的宽度已近一步减少到三英寸。

圣依西多禄(约449年，St. Isidore of Pelusium)写了很多关于教理的书信集。关于白羊毛披肩（Pallium）的最新佩戴方式上，他解释说，在横跨肩膀的披肩，它象征着总主教和主教的权威，模仿了善牧（Good Shepherd）以这种方式背起走失的羊(见图20)。他还说，主教在读福音时会脱去白羊毛披肩（Pallium），因为吾主此时正站在那里亲自说话。这种情感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发展得更加强烈。然而，pallium仍然是古罗马官方服装的一部分。

制作披肩所用的羊毛经过了精心的处理，而且很有礼仪意义。这些羊毛是由在罗马圣伊搦斯修院（the Convent of St. Agnes, Rome）饲养的羔羊提供的，并且是每年在圣伊搦斯的主保瞻礼(1月21日)本日特别挑选的两只，以保证披肩带的纯色和品质。

当他们准备剪羊毛前，羊被放在驮马上的篮子里带到教宗宫，教宗在一个窗口上降福在这些洁净的动物，然后把它们带到城外圣伊搦斯教堂（Sant ‘Agnese fuori le mura）。在用鲜花和彩带装饰后，羔羊在下礼拜的主日被带到圣伯多禄大教堂(毫无疑问是梵蒂冈的)，在唱“Agnus Dei”的时候被牵着绕行祭台。在弥撒中，主祭为它们降福，然后把它们交给圣若望.拉特朗教堂的咏祷司铎（canons）。最后，它们被带回圣父那里，由圣父转交给副执事，再由副执事送回圣伊搦斯修道院，在那里饲养和喂养。修女们则把羊毛剪下织成披肩。

当白羊毛披肩即将被授予时，许多手续都是必要的。

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的前夕(6月29日至6月30日)，这个特殊的披肩带被带到圣伯多禄大教堂，放在宗徒之长的坟墓上，披肩带在坟墓区域的正上方放置一夜，这礼仪被认为是为使佩戴者从圣伯多禄那里获得一部分宗徒权威。第二天，它被放置在祭台上，在晚祷后的特别降福中，披肩带被放在教宗的肩膀（the shoulders of His Holiness）上。在这些礼仪结束时，这件“神圣的祭品”被装在一个银盒子里，被带到忏悔处（Confessio）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安置(注：忏悔处，是指正祭台下供奉圣髑的位置)，等待着宗座特使（papal embassy）把它交给领受者。

如果“首席主教（Chief Pontiff），也就是主教中的主教”有权授予某人披肩带，他自然也有权收回这项荣誉。如果一位主教或总主教被证明不配得到这样的荣誉时，他就不得不将其归还给教廷。在中世纪的著作中提到了许多这样的案例，其中一些记载甚至带有幽默的元素。

公元五世纪

韦科曼（H. O. Wakeman）在他的《英国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中说：“自从英国教会存在以来，它的都主教们（Metropolitans）从教宗那里领受白羊毛披肩（pallium）一直是不变的习俗。”因此，当施蒂根德主教（Stigand）缺少白羊毛披肩带时，就被认为是其个人的权威、品格上最严重的缺陷之一（注：施蒂根德主教，是诺曼征服前英格兰的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修士，后来成为坎特伯雷总主教，去世于1072年）。诚然，授予白羊毛披肩本身虽是一种荣誉的标志，但在英国教会历史的前四个世纪里却毫无踪迹，实际上在前四个世纪里Pallium也没有任何教义或法律上的意义。

不幸的是，我们在古代和现代的著作中都发现，“pallium”这个词，就像许多其他教会服装的名称一样，常被用作许多其他服装的总称，例如toga, paludamentum, lacerna, praetexta, paenula和lorum。这种混乱的情况对读者具有很严重的误导作用。

到了五世纪初，白羊毛披肩带开始分化为两种不同的服装，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民间的。民间所使用的披肩带称为“lorum”；另一种教会使用的披肩带则称为“Pallium”。正是后者成为教宗和总主教的区别标志。

公元六世纪

在此世纪，有时皇帝有特权在教宗授予pallium荣誉之前来审批这一决定，特别是如果接受者不是他自己的臣民时。

也许最早的教会记录，是颁发给迪奥多禄总主教（Theodore）的那次，他是潘诺尼亚总主教（Pannonia）和Laureacus的都主教，他被教宗西马库斯（Symmachus，498-514）授予白羊毛披肩，但没有帝国皇帝的批准。

公元543年，教宗维吉留斯（Pope Vigilius）将这一光荣的披肩推迟授予阿尔勒总主教奥克斯努斯（Auxanus, Archbishop of Arles），直到皇帝高兴地表态确认它。直到两年后，皇帝才正式批准，并同意教宗授予这份荣誉。

似乎在某些情况下，教宗圣大额我略(590-604)甚至要求希腊皇帝同意将这一荣誉披肩送给某些不是他臣民的主教。这位教宗将白羊毛披肩授予了西方的几个都主教，地位相当于总主教。其中就包括坎特伯雷首任总主教圣奥斯定（St. Augustine），他于公元600年在阿尔勒（Arles）举行了晋牧礼仪，当时阿尔勒总主教是英国的都主教。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纪念公元597年他在英格兰取得的惊人成功。

在总主教被晋牧之前，他必须先接受披肩带，因为这是地位的标志；按照规定，在主持弥撒直至诵读福音书时总主教都要佩戴它。但只有教宗一直可以一直全程佩戴它。

然而，据教会文献记载，当时(六、七世纪)拉文纳的主教曾犯了骄傲的罪，他坚持从头到尾都戴着白羊毛披肩带，甚至在接待平信徒的时候也是如此。教宗额我略(590-604)驾崩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着。

东方教会佩戴的披肩，被称为OMOPHORION，与罗马的pallium相对应，长约9英尺，宽约6英寸。从插图中佩戴的方式来看，很明显使用了别针。其一端向下延伸到略低于臀部的水平，交叉固定在左肩，绕过脖子后面，又越过右肩，一直到胸膛中间，在那里翻转。然后再把它放在左肩上，放在第一层的下面，另一端则挂在左边背部，与前面保持相同的距离。

图21说明了这种穿戴方式，这是拉文纳圣阿波利纳里斯大教堂（the Basilica of St. Apollinaris at Ravenna）在6世纪的马赛克画。它描绘了那个地方的首任主教，圣阿波利纳里斯（St. Apollinaris），他在公元79年殉道。

甚至到了公元六世纪，我们还能见到旧式的白羊毛披肩，用老式的佩戴方法穿在身上；在拉文纳的圣阿波利纳大教堂（Basilica of St. Apollinare Novo, Ravenna）的马赛克上，展示了古圣先知们的圣像，每个人都穿着一件袖子很紧的束腰外衣（tunica），一件达尔马提卡（dalmatica），一个原始形状的羊毛披肩披在他们身上，如图24（与图13的方式相同）。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艺术自由，目的是要把他们同其他教士区别开来。

大约在这个时期，艺术家们在描绘早期圣徒时采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他们被描绘为穿着更古老的服装，而不考虑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服装。

这些代表性作品，表明了当时的艺术家对过去几个世纪所穿的白羊毛披肩原始形状和披挂方式的具备一些了解，且这种绘画方法经常会遇到。

请注意，先知左手拿着一本福音书或律法书，且按照东方教会方式，在手上面盖着一块披肩。但有时它是由裸露的右手加以稳定的。

另一个例子是在同一个大教堂里，那里有一幅六世纪的长马赛克圣像，展示了所有殉道者在四个天使之间，列队向坐在拜占庭王座上的基督献上王冠时佩戴的原始白羊毛披肩。天使们都穿着白色的长白衣（white albs）和白羊毛披肩，并有棕色的翅膀和蓝色的脑后光环（nimbi）。

图25是这幅长马赛克圣像的其中一个局部示意图。天使所穿的服饰上有一对3英寸的花纹装饰两端，这种装饰方式现在开始使用。这在马克西米安主教（Bishop Maximian）的镶嵌画中也可以看到，见第四处彩色图版。

插入章节：小圣品（Minor Orders）

在二世纪末，圣职人员的小圣品制度被引入西方教会，本小节是描述他们的服装和职务。

欧坦圣礼（Autun Sacramentary）的一幅插图（日期不详，虽然更可能是十世纪或更早），显示了一位副执事和四名小品人员，每个人都拿着他们的等级标志。图26-30再现了它们的样子。

至于他们的服装，四个人似乎都穿着白衣（alb），每个人都有不同形状的袖子，外面是老式披肩（old-fashioned pallium），以各种方式披着，整体效果与图24和图38相似。

副执事（图26），在长白衣外穿着一件图尼卡（ tunicle），高高站在中间，右手拿着圣爵，另一只手拿着一个陶制水罐。

现在来看小一品，图27是司阍品（ostiarius），他拿着职务的标志——用绳子和戒指环绑在一起的两把钥匙。弥撒礼仪时，他将站在教堂内男性所在区域的门口。该品级职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

图28是驱魔品（exorcist），他双手盖着老式披肩带，手持”驱魔之书”（Book of Exorcisms），他的工作是驱魔，但这一品级现在已经废除了。

图29是读经品（lector），他拿着打开的日课经本，主要职责是吟诵日课和唱诵书信。

图30，显示的是四小品中的最高等级：辅祭（acolyte），他拿着烛台和点燃的蜡烛。辅祭品通常是一位青年或年轻人担任，这个职位可以追溯到二世纪。辅祭品的主要职责是：点燃所有的蜡烛，并充当手持蜡烛的侍从，为主祭在弥撒中照亮，及掌管用来盛酒水的陶罐，并在祭台上担任一般的服务职责；在祝圣礼仪上，四品从主教那里得到了一个烛台和一个水罐。

其中一些圣品人员的功能现在已经过时，而那些留下来的圣职人员则被赋予了更精致的服装。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保存的14世纪晚期的一幅彩绘手抄本《The Pontifical》，显示了一名司阍品的祝圣礼仪，主教交给他两把镀金的钥匙。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一些艺术作品中，圣人和圣职人员的绘画作品里常有一个大的字母组合（monogram），绣或编织在大约膝盖水平的外衣左侧。

图31的这些字母，通常是希腊字母，早期教会的考古学家认为T和X代表“Cross Tau”和“Crux Decussata”或“saltire”。h代表耶稣，T代表宗徒。

第七世纪

在七世纪期间，作为俗人普遍使用的披肩带逐渐过时了。

图32是一幅象牙画，据说是九世纪的，但更有可能是七世纪的作品。图21显示了西方教会的白羊毛披肩是由东方教会的披肩带改编而来的，它要么与东方的羊毛披肩同时代，要么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才开始使用的。（虚线为隐藏的部分）

根据一些插图，关于白羊毛披肩的长度似乎没有任何硬性规定。

一个例子(可能还有其他例子)出现在七世纪的圣若翰.拉特朗(St. John Lateran)洗礼堂里的马赛克画中，描绘了四世纪凡尔登主教圣毛鲁斯（St. Maurus），他身穿的长袍与图版4上的相同，只是羊毛披肩的环状圈远低于臀部水平，末端达到膝盖以下的一半。

在西方教会中，绣在白羊毛披肩（Pallium）上的十字架数量各不相同。事实上，似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则。有时只有披肩正面和背面各一个，在后来和中世纪，人们只发现了四个，甚至多达八个。从形状上看，它们通常是希腊十字架，如图34所示。

或者十字架图案的两端是向外伸展的，如图35所示。在教宗英诺森三世所穿的白羊毛披肩上（见图140彩色照片），十字架没有那么扩散，但十字架的竖柱比横柱更长。图37显示了一种Y型披肩带：这种风格在各个时代都被非常普遍地采用。

奥顿的霍诺留斯(Honorius of autumn)在很久以后的一篇文章中，已将总主教的特殊标记与白羊毛披肩（pallium）划上等号，白羊毛披肩上面绣有紫色十字架，目的是向人们表明基督的受难。奥诺里乌斯在著作中也提及了这一点；

作为希腊皇帝对教宗事务的控制，有一个与之相关的例子：当教宗圣本笃二世（Pope St. Benedict II）于684年当选时，他的登基竟然被推迟了一年，因为他需要等待希腊皇帝的认可，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由于这一耽搁，以及教宗和皇帝在第二年相继去世的缘故，后来才取消了“皇帝认可”的这项制度。

第八世纪

到了八世纪，接受“Pallium”就意味着接受宗座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本世纪已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主教都不应出借白羊毛披肩带。

在一封来自“德国人的宗徒、美因茨总主教、教宗特使”圣波尼法爵(St. Boniface,nat. c. 680, ob. 755)的信中，他曾要求坎特伯雷总主教圣库斯伯特（Cuthbert of Canterbury）公开宣布他愿意服从罗马教廷；圣博尼法爵主教在此时似乎已经向教宗匝加利亚(Pope Zacharias)申请了在他领导下的很多都主教（metropolitans）的“pallia”（羊毛披肩）。

第九世纪

大约在九世纪早期，罗马白羊毛披肩有了一个小革新。现在白羊毛披肩的形状呈“双Y”形状，如图36所示，这非常强烈地强调了对“善牧”这一形象的象征性暗示。

它由传统的白色羊毛制成，在一些插图中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狭窄的金边，在本图例中，它绣有六个黑色的十字架，竖柱比横梁长，末端呈八字形，如图35所示。

为了使“Y”字保持在正确的位置，特别是在后来，人们习惯在披肩上用一枚金别针（可能嵌有珠宝）将其固定在衣服上，如图37所示。这件主教白羊毛披肩（图36,episcopal pallium），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到今天，都是天主教会的总主教们所佩戴的。

然而，圆形白羊毛披肩（图19,circular Pallium)似乎一直在罗马教会受到青睐，并与“Y型披肩”同时存在。从随后的几个世纪到公元15世纪，绘画和雕塑艺术都无所谓地展示了两种白羊毛披肩的样式。例如图96，圣克肋孟教宗在祭台上穿着公元11世纪的祭披，戴着Y形披肩。而图19的“圆形披肩”则是十二世纪的首位教宗巴斯卦二世（Paschal II）佩戴的(见图版5)。

即使在九世纪，西方的皇帝也必须得到东方皇帝的同意才能授予白羊毛披肩（pallium）。

第十世纪

早期世俗的大披肩(此处不是指lorum或imperial pallium)呈矩形展开，但尺寸更小，大约在10世纪末被拜占庭宫廷的贵族们作为一种时尚的斗篷重新流行起来。然而，它并不是按照老式的方法佩戴的，而是如图38所示。

第十一世纪

公元11世纪早期，英国和法国贵族从东方引进了流行的世俗披肩。

图39，出自威廉·鲁弗斯时代（William Rufus）的一幅有插图的手稿。他大概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回来时带来了这一件最时髦的世俗披肩。

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流行习俗，即：给圣人和圣经人物穿上或多或少的老式服装，现在由贵族复兴了，并在艺术作品中看到，在图39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风格与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剩下的三个唱经班高窗（choir clerestory windows）上的“三圣”所穿的风格完全一致。

通过将一角系在背部中间内衣的腰带上，可以将世俗披肩垂下来。然后，布料的长度从身体前方穿过右臀部，到达左肩，然后穿过背部，另一端位于右肩——这比图38中的穿戴方法更简单。

在盎格鲁-撒克逊11世纪的一幅插图中，拜访亚巴郎的三位天使穿着与图25几乎相同的大披肩，但以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方式穿戴，特别是在褶皱方面。

第十二世纪

神圣的白羊毛披肩（sacred pallium,这是指教会主教所使用的披肩）的代表，属于这个和以下几个世纪。如图140，可以追溯到本世纪末。这幅画出自教宗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在苏比亚科（Subiaco）的人物壁画，画这幅画的艺术家喜欢希腊人穿戴白羊毛披肩的方式。它的边沿很窄，两边都有装饰以便翻转，有六个黑色十字架（十字架样子如图35所示）。

第十三世纪

在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的北门廊有一尊13世纪的教宗雕像，他穿着全套罗马祭衣。教宗戴着一件圆形的白羊毛披肩，那披肩垂在肩膀上很低，除了上面绣着六个希腊十字架外，其他的都很朴素，样式和图34一样。

第十四世纪

东方教会披肩/希腊披肩（Omophorion）

图40，是希腊教会的披肩，被称为pallium或omophorion，图样取自诺夫哥罗德圣神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Holy Ghost, Novgorod）的一尊俄罗斯圣像，可追溯到12世纪至14世纪，由一位艺术家按照早期国家拜占庭学派的传统线条绘制。它描绘了米拉主教圣尼各老(St. Nicholas)，孩子们的主保。他穿着希腊东正教的长袍，但只露出了头和肩膀。如图21所示，他的希腊教会披肩（Omophorion）的佩戴情况大致如图21所示相同:宽度为6英寸或更宽，长度为12英尺。

六个红色的十字很大，覆盖了带子的宽度，三个红色的横条作为披肩两端的结尾，一直下落到膝盖以下，披肩穿在祭披外侧。希腊祭披的穿戴方式见图96。祭披是由丝绸或羊毛材料制成的，黑白希腊十字架的图案可能是编织的，而不是刺绣。

图41，来自诺夫哥罗德俄罗斯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Russian Art at Novgorod）的另一尊圣像，描绘的是同一时期的同一流派。这颗白色的四角星绣在白羊毛披肩的红十字上，如图4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