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应众多读者的要求,本书《教会服饰:起源与发展》是从作者的《服装与时尚》(Costume and Fashion)第一卷改编而来的。因此,它探讨的是作为天主教会服饰祖先的古典服装,以及它们随后的历史发展。(涵盖范围)直到大约公元14世纪末,尽管15世纪的例子也在需要的地方被使用,例如当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为了给叙述和讲解增添色彩,在适当的地方插入了各种教会习俗和事件的细节。这样的题外话通常用副标题表示。本书对于教会礼仪没有系统的讲解,另外对于像修会服饰这样的专业主题,读者必须参考相应的标准文献。
该书一方面对历史学家和圣职人员有益,另一方面对戏剧和电影制作人(如果足够热衷于时代的准确性)有益,同时也应使普通读者感兴趣。
众多的插图构成了本作的一个特色。这些插图都是尽可能从原件上截取下来的;为了使它们更直接地对读者有益,它们并非精确的复制,而是由作者重新绘制的,以彰显它们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艺术家(雕刻家、工匠、画家)经常穿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服装来描绘圣经人物,因此提供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来源:艺术家们的想法总是有可能出错——然而,在没有充分的相反理由的情况下,这必须被接受。
书中对准确的年代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各个部分尽可能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排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轻松而准确地发现一个特定例子的年代,一个主题出现。例如12世纪的一篇启事,不能被认为是证明它出现在手抄本的写作时期—它很可能出现在上一个世纪,甚至更早。

各种祭衣被排列的顺序与它们所出现的礼仪意义大致相同:因此,白衣(Alb)首先出现,不是因为字母顺序的原因,而是因为它毫无疑问是第一件真正成为礼仪内使用的衣服。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保留彩色插图,同时也展示了日益精致的祭衣。这种排列方式,使得它们中的一些图片会与相关的文字描述段落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描述的页码是准确提供的。
由于二战后的颜料,尤其是水彩画的质量非常差,人们并不总是能够印刷出彩色插图中所要求的确切色度。
最后,可以提请读者注意案文中的某些惯例。引号中的方括号[ ]是作者的解释性插入:其他语言通常被翻译成英语。当一件服饰第一次被提及,或者当它第一次成为一件祭衣时,它的名字就会用小写字母印刷出来。(译者:中文翻译版不涉及本用法)
不熟悉教会历史总体趋势的读者,建议经常参考概要来刷新他的记忆:同样,当他对标题不确定时,他应该查阅这个问题的部分。
我谨向在这项工作中给予我如此亲切帮助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长,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致a.沙曼.比尔博士(Dr. A. Sharman Beer, F.R.S.),感谢他在我生病期间不知疲倦地陪伴我,我还衷心感谢他翻译了许多希腊文和德文段落。
感谢我的妹妹诺曼.梅森(Mrs. Norman Mason),她的家务帮助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写这本书。我非常感谢玛杰里.帕特森太太和默特尔.多耶小姐在插图方面的出色工作。
教会初期至公元1500年的历史简述
天主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以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义为根基,以祂的具象化和复活为基础。她是第一个传教性质的宗教,要求那些生活在异教世界里的皈依者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因为,虽然最早的基督徒,如圣伯多禄本人当然也是犹太人,但由于圣保禄宗徒的旅行传教,这些犹太基督徒的数量很快就被外邦人赶超了。只要她与犹太古教(外表)难以区分,天主教就作为古罗马官方的保护对象;但是当它们之间的区别变得明显时,特别是当基督徒拒绝与皇帝崇拜(emperor worship)达成任何共识时,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与尼禄(Emperors Nero)和多米提安皇帝(Domitian)的名字有关的迫haì便开始了。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诱因去接受基督信仰,但是天主教在数量和影响力上的稳步发展使得德西乌斯(公元250年)和戴克里先(公元303年)皇帝下定决心要压制教会。这是古代教会殉道者的伟大时代:但即使到了这个年代,也没有人能预见到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13年)会给予完全的宗教宽容(religious toleration),更没有人能预见到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公元380年)会使天主教成为唯一的合法宗教。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教会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机构,拥有一个中yāng权威和一套完整的教义体系。主教、司铎和执事的等级从二世纪开始发展。到公元五世纪,罗马主教在西方被授予最高地位,被称为“教宗”;为决定什么是正统信仰的必要性,以反对出现的各种异端,导致了大公会议的召开(尼西亚325年,加采东461年),大公会议的决议,体现了信理对整个教会具有约束力。
在五世纪野蛮人的猛攻下,西罗马帝国开始瓦解,罗马城也被攻陷洗劫,教会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大规模的信众皈依发生了,但这导致了入教标准的降低——即现在必须承认天主教的地位,但许多人的信奉往往只是形式主义上的。但是,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王国和王朝的混乱相比,天主教会在五个世纪里提供了一个不间断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善者们的集结点,也提供了一个可以领导所有人忠诚和奉献的核心人物,这个人就是教宗圣大额我略(590-604)。从这个时候开始,天主教信仰在坎特伯雷的圣奥斯定(Augustine of Canterbury)等虔诚传教士的影响下,向西和向北传播到已知世界的范围。更直接的重要性是法兰克人在克洛维(496,Clovis)下的洗礼,以及圣波尼法爵在德国(716)的工作。另外,一位天主教君主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在图尔获得胜利,阻止了穆斯林在卢瓦尔河的入侵。
在文明普遍衰败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努力遁世,过上美好的隐修生活。
这种禁欲主义(asceticism)始于四世纪早期的圣安当和埃及隐修士。在欧洲更严格的气候下,这种运动采取了生活在发誓神贫、服从和贞洁的斗室里的形式(与当时盛行的社会恶xí相反),意大利的圣本笃(580,St. Benedict)建立了第一批修院。
在那里,人们可以过一种沉思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很快又加上了体力劳动,作为一种必要的纠正;谦卑的因素从一开始就融入进来了。正是修院在中世纪保持了学习的活力,正如是教宗保持了教会的统续性一样。
公元800年,当教宗良三世(Pope Leo III)为查理曼大帝加冕时,他号召建立神圣罗马帝国,试图将西方国家联合成一个国际天主教联盟。人们的脑海中开始出现教宗和皇帝分享精神和世俗权力的观念。
此后发生了一场长期的优先权之争(struggle for precedence)。但很快,罗马不再是被庇护者,而成为庇护者,是教宗额我略七世确立了宗座的至高无上地位,并为其世俗的权力和财富奠定了基础,甚至迫shǐ皇帝本人(亨利四世)进行苦修。

沃尔姆斯协约是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协议,规定了帝国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牧的程序。教宗加里斯督二世(Pope Callixtus II)和皇帝亨利五世(Emperor Henry V)于1122年9月23日在德国城市沃尔姆斯签署了这项协议,结束了自11世纪中叶开始的国家和教会之间关于任命教会高层权利的冲突。/通过签署协约,亨利放弃了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院牧权戒和权杖的权利,并将其领土内的圣职人员任命改为教会选jǚ。相应地,教宗同意皇帝或他的guān员们出席教会选jǚ,并授予皇帝干预有争议结果的权利。皇帝还被允许举行一个单独的礼仪,他将向主教和修道院院牧授予权杖,授予权杖代表了皇帝统治着与他们的主教教区相关的帝国领土。
与授职有关的问题仍然存在:
主教的宣誓效忠应与世俗统治者的规则分离开来,这是至关重要的,斗争以教宗的胜利和《沃姆斯协约》(1122,the Concordat of Worms)所给予的教会自由而告终。
东方(拜占庭)在四世纪从西方分离出来,在西方崩溃时仍然团结在一起。然而,西方教会在名义上对东方教会的掌控作为一种“教会至一性”,一直持续到1054年。情况与最初不同,在任命主教、使用无酵饼和司祭结婚等问题上的神学争论扩大了裂痕,直到西罗马决定在信条中加入“和子句”(Filioque)一词,使分歧达到了高潮,最终发生了大分裂。
俄罗斯正是从东方传播福音的。虽然罗马帝国已经萎缩和衰弱,但东部帝国仍然是抵抗伊斯兰教的堡垒,直到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为止。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099年)是由罗马教宗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发起的,他公开宣布要从异教徒(他们干扰了朝圣)手中夺回圣地。尽管耶路撒冷的天主教王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而且一场又一场的十字军东征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但十字军东征的最终意义还是在于开放东方的贸易。毫无疑问,十字军运动主要目的是将当时社会底层群众好斗的本性和战斗本能转向虔诚的用途。运动也有助于转移人们对教宗和皇帝争端的注意力,顺便增加教宗的威望。
随着世俗化程度的提高,大约在公元1100年,人们试图恢复修道院的秩序:圣伯尔纳德改革了本笃会的会规,圣布鲁诺(St. bruno)则创立了嘉笃熙会(Carthusians),熙笃会(Cistercians)也试图阻止日益松懈、世俗化的修会规则。但没有什么能阻止修道院的财富积累,因此在13世纪早期,出现了第二波改gé,试图恢复教会的绝对神贫。于是,方济各会士于1210年开始,道明会士于1215年开始,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传教,但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他们身上。
事实上,修道主义的历史,就像许多人类制度的历史一样,一直到我们今天,都是在衰败和复兴之间交替进行的。
与此同时,在教宗英诺森三世(1898 -1216)的统治下,教宗的权力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声称国jiā要完全服从教会,其中包括任命和bà免君主的权利。在行使这一主张的过程中,开除教籍和禁罚的权力被如此频繁地滥用,最终证明它们是无用的。但与此同时,教会的财富引起了最大程度的不满,世俗生活与虔诚的虚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世纪后期兴起异端的主因,例如13世纪的阿尔比派(Albigenses)和14世纪的瓦勒度派(Waldenses)。对这些异端xié说的压制,产生了与错误作斗争的教会机构,这种机构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达到了发展的最高点。
随着教宗波尼法爵八世(Pope Boniface VIII)的去世(1303年),实现世俗权力的任何希望都消失了。法国的影响迫使宗座在亚维农的庄园liú wáng了七十年。刚回到罗马(1377年),法国枢机主教就任命了一位敌对教宗,因此,天主教界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大分裂”。教会的坚固性发生了这样重创是无法挽回的了,人间和平的希望破灭了,天主统治世界的伟大理想也随之破灭了。
天主教会时而进行压制,时而进行内部改革,但一场更大的运动正在积聚势头。
异端势头兴起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威克利夫(Wycliff)的教导和他对圣经的翻译。他的学说传播到欧洲(译者注:威克利夫是英格兰的天主教神父,但公开宣称罗马天主教与基督教导不符),并在15世纪到达波希米亚,在那里约翰·胡斯(John Huss)被以异教徒的身份烧死(1415)。
这场异端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它以对圣经的私人解释为所信真理的基础。运动最后阶段的开始通常可以追溯到1517年马丁.路德对“赎罪券”交易的谴责。因此,罗马教会和北方新教国家之间开始出现裂痕,脱利腾大公会议(1545-63)的教义主张似乎为这些历史事件划上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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