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與氣味

本文作者科林·唐纳利 (2015)，原载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原文网址如下。

1662 Book of Common Prayer

1549 年，托马斯·克兰麦 (Thomas Cranmer) 和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颁布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迎来了英国教会历史上最激进、最具破坏性的礼拜仪式中断。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文本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血腥的革命，进而导致文本的反复修改。它在 1662 年达到最终形式，基布尔学院在其特藏中保存了 1662 年文本的精美原件。但要了解公祷书 (公祷书) 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它的起源。

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英格兰与天主教会及其在罗马的领袖决裂，但善变的亨利也从未完全投身于新教，主要保留了天主教的礼拜形式，并留下了一个在许多人看来仍然过于天主教的英国教会。在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是一位坚定的福音派信徒。爱德华新成立的新教英国教会需要一种新的礼拜形式来反映其新神学。开始改革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于 1549 年出版了第一版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这是英语历史上最令人难忘和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之一。

然而，当引入公祷书时，比其英语质量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完全是英文的。在那之前，英格兰的礼拜一直是用拉丁语进行的，来自各种崇拜书籍——一个用于弥撒，另一个用于洗礼和葬礼等礼拜，另一个仍然用于构成时辰礼仪（Divine Office）的八项日常礼拜。公祷书用单一的英文文本取代了这些。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世纪弥撒的焦点——祝圣饼酒时圣体的举扬——被废除了。礼拜的文字被修改，将圣体圣事描绘成共融和感恩的圣礼，而不是献给上帝的牺牲。任何关于人类行为有助于救赎的暗示都被杜绝了，支持新教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

尽管如此，克兰麦还是决心走得更远。他在上议院的第一次尝试中受挫，上议院在位的仍然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灵职议员（Lords Spiritual）。因此，1549 年的第一版是一个折衷方案，尽管它的所有变化都保留了许多天主教元素，包括石祭坛的使用、教士法衣和弥撒的基本结构。

虽然相对于在欧洲大陆形成的新教礼拜来说是温和的，但它仍然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情截然不同，并且在该国许多地区被证明非常不受欢迎。引入公祷书的尝试在白金汉郡、牛津郡、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引发了叛乱，导致 5000 多人死亡。

但第一版只不过是改革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三年后的 1552 年，新版本的 公祷书 被制作出来，删除了“弥撒”和“祭坛”这两个词，重新安排了圣餐仪式以进一步强调它的纪念性，而不是牺牲性，并取消了所有神职法衣，只保留一件简单的白罩衫（surplice）。

然而，该文本持续了不到一年。1553 年 7 月，年仅 15 岁的爱德华六世去世，由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继位，玛丽是一名天主教徒，玛丽迅速恢复了拉丁弥撒，包括祭坛、圣坛屏、法衣和传统的圣体圣事神学，并采取措施烧死了克兰麦。尽管他太早去世，但克兰麦的影响一直存在。1558 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并于 1559 年重新发行了公祷书，主要保留了 1552 年的文本，尽管恢复了 1549 年公祷书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其更加模糊的圣体圣事神学和神职法衣的使用。这些改变预示着伊丽莎白在她统治期间对宗教的态度——她的教会将既是大公的又是改革的。

然而，在 1603 年伊丽莎白去世四十年后，这种热情又重新流行起来，至少在英国内战中反抗查理一世国王的议员阵营中是这样。1645 年，当时的清教徒议会取缔了公祷书，取而代之的是明显不那么文学的《公共礼拜指南》——全国大多数教区根本拒绝采用该文本。

在 1660 年恢复君主制后，需要一个新的宗教和解协议。为了这个目标，1661 年，新上任的伦敦主教吉尔伯特·谢尔顿 (Gilbert Sheldon) 在他位于泰晤士河畔的萨沃伊医院 (Savoy Hospital) 的住处召开了萨沃伊会议。圣公会一方由十二位主教代表，由约克大主教弗里温（Accepted Frewen）领衔，而清教徒和长老会则由十二位牧师代表，由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领衔。巴克斯特和长老会推动为那些不能接受公祷书的人批准替代礼拜手册。然而，他们的尝试遭到拒绝，并于 1662 年发行了修订后的公祷书，它比以前更保守。

恢复了1552年公祷书中司铎拿着饼和杯说出祝圣祷文的“手工动作”，在设立圣餐祷文后插入了“阿门”一词，以进一步分离祝圣和共融，以及未吃的圣餐饼和酒现在要在教堂里虔诚地用完，而不是由司铎带回家。

1662年教会统一法令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该法令要求英格兰教会的所有礼拜都必须根据公祷书进行，并导致两千多名持不同政见的牧师被大规模驱逐出建制教会，这是英国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ty）的发展。

正是 1662 年版的公祷书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它继续塑造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宗教信仰。它已经反映了英格兰在那个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地位。除了神学上的改动外，这个版本还包括“海上祈祷文”，以及“为成熟的人洗礼的仪式”——即成年人，特别是非基督徒英国探险家和殖民者开始相遇了。这些确凿的迹象表明，当克兰麦第一次下笔时，这个处于边缘地位的欧洲大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帝国。

由那个帝国，公祷书传遍了全球，它继续影响着英国的语言和礼仪，英帝国主义到处插上了他们的旗帜。“突然死亡”、“拥有并持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Sudden death”, “to have and to hold”, “peace in our time”）——现代英语中充满了公祷书中的短语。我们的文学也是如此。污秽的身体、流动的盛宴、计划和欲望，（Vile Bodies, A Moveable Feast, Devices and Desires）以及人类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Men），所有人都直接从公祷书获得他们的称呼。它甚至影响了我们每天的写作——每当我读到一封署名“所有美好事物”（ “all good things” ）的电子邮件时，都很难不想起克兰麦的旋律“所有神圣渴望，所有良好建议，以及所有善工”（“all holy desires, all good counsels, and all just works”）。此外，公祷书像年轮一样带有可能是整个英国历史上最动荡和最具变革性世纪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和钦定版圣经一样是英语的宝藏，应该与它们一起被记住和研究。